亞洲週刊 夏語冰
2013-06-23
封面專題
叛諜如何煉成?美間諜產業化的魔咒

美國前中情局和國安局網絡情報人員斯諾登「叛逃」香港，爆出美國情報組織大量偵監民眾電話及網絡的活動，震驚全球。「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府大肆擴展情報蒐集，並向民間外包業務。目前美國有約兩千家這類情報科技公司，僱用約百萬人。這種產業模式可追溯至二戰後美國總統艾森豪所痛陳的「軍產複合體」弊端，如今更變種為力道更強的「間諜產業複合體」，成為美國最新的魔咒。

一九八三年出生於美國北卡羅萊那州伊莉莎白市的愛德華．約瑟夫．斯諾登（Edward Joseph Snowden）是個溫文儒雅的白人青年，在他三十歲生日（六月二十一日）前夕，成為美國和世界間諜史上最有名的「吹哨人」（Whistleblower，即告發人或告密者）。這位高中退學的電腦奇才曾任職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國家安全局（NSA），他對美國政府變成一個無孔不入、無物不窺的監視國家（surveillance state）極度反感，乃透過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和《華盛頓郵報》，向全世界披露美國情報組織大量偵監民眾電話及網絡的活動。斯諾登冒著入獄甚或生命危險的大膽行動震撼全球，而他選擇香港作為他向世人表明真實身份的所在地。斯諾登於六月十日遷出尖沙咀美麗華（Mira）酒店，並一度消失在香港的夜色中。

在失去消息幾天後，斯諾登於六月十二日接受香港英文《南華早報》採訪，表示「自己不是叛國者，也不是英雄，只是一名美國人」。他聲稱在香港「不是為了逃避司法，而是要揭露罪行」。

斯諾登並表示信任香港法治，並力抗美國當局的引渡，要將自己的命運交給香港法院與香港市民。

戴眼鏡、長相清秀但有點瘦削的斯諾登，父親住在賓州，是海岸防衛隊軍官，母親則為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居民，在法院當書記。他有個姊姊，是律師。一九九九年，斯諾登隨家人搬至馬里蘭州伊利科市，高中未唸完即退學。他的鄰居常看到他晚上都坐在電腦前上網，是個典型的「宅男」。但因沒有高中畢業文憑，他只好到一家二年制社區學院選修電腦課程，卻又半途而廢。二零零三年三月，時任美國總統布殊出兵入侵伊拉克，有不少愛國但又無知的年輕人歡呼布殊的「義舉」，斯諾登即是其中一個。他認為布殊的做法很對，美國應該把欺壓人民的伊拉克獨裁總統薩達姆趕下台，因此他在二零零四年五月七日從軍，加入美國陸軍，希望能被選入特種部隊。斯諾登說，作為人類的一分子，他有責任使被壓迫的人民獲得解放。但他在受訓時因兩腿折斷，而不得不於零四年九月二十八日退訓。

斯諾登因傷而「報國未成」，只好離開軍隊，他找到安全局設在馬里蘭大學的一個秘密建築物當警衛，這是他和情報機構掛勾的開始。不久，他轉到中情局擔任資訊科技的安全官。二零零七年，中情局派他以外交官身份到瑞士日內瓦，工作重點是維護電腦網絡的安全。兩年後，斯諾登離開中情局，加入一個與國安局有合約的月包公司當技術員。其實，他在中情局也是一個承包公司的技術員，而不是中情局系統內的正式特務。他以外包商技術員身份為國安局做事，工作地點涵蓋日本、馬里蘭和夏威夷。

事實上，斯諾登所加入的外包契約商就是專門向國安局和其他幾個情報組織出售人力、腦力、科技知識、電腦專業和情報分析的戴爾（Dell）和布茲．艾倫．漢彌爾頓（Booz Allen Hamilton）公司。漢彌爾頓情報科技公司擁有員工二萬五千人，一年營業額多達十三億美元。今年一月，該公司宣布與國防部簽下五年合約，價值五十六億美元，專門為五角大廈從事情報科技服務。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府大肆擴展情報蒐集工作，因政府情報機構人手不夠，乃向民間的電腦科技公司尋覓人力資源，於是大批民間科技情報公司紛紛成立，爭食情報大餅。目前美國有近兩千家專門做政府生意的情報科技公司，僱用八十五萬至一百二十萬人，在全球一萬個地點工作。因「政府大餅太好吃」，於是，民間情報科技公司就動腦筋，找退休的老特務入夥當高級主管，以便爭取更多的生意。

即以斯諾登所服務的布茲．艾倫．漢彌爾頓公司為例，做過美國全國情報總監的約翰．麥康納爾（John M. McConnell）目前是該公司的高級主管；而現在擔任美國全國情報總監的詹姆斯．克萊波（James R. Clapper Jr.）曾經是布茲．艾倫．漢彌爾頓公司高級主管。這批特務頭子從政府跳進民間，又從民間跳回政府，就像走旋轉門或像打麻將輪流做莊一樣。這樣地情報系統、情報業務和情報文化必定會淪為一個大家撈錢、不管情報品質的大垃圾場。

將領與軍火業哥倆好

五星上將出身的總統艾森豪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下台時，發表一篇永垂青史的告別演說，他對美國軍事將領和軍火工業「哥倆好」、一起謀利的風氣極為厭惡，非常憂心忡忡，他為這種不正常的結構創發了一個震撼全美的名詞﹕「軍產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如今，軍方與軍火工業勾結的不正常現象仍大行其道。而在「軍產複合體」興盛不絕之際，又冒出了一個力道更強的「間諜產業複合體」(espionage-industrial complex)，使美國被這兩個龐大無比又無遠弗屆的複合體所包圍。許多大電腦公司也經營情報科技，成為美國最新魔咒，損害美國民主。

斯諾登被布茲．艾倫．漢彌爾頓公司派到夏威夷的國安局當電腦系統管理員，職位不高，薪水卻高（年薪二十萬美元）。最重要的是，如此低階的技術員卻能通過國安局的安全調查（調查身世、家庭背景與交友情況），而享有接觸任何國家機密的權力。在進入布茲．艾倫．漢彌爾頓公司之前，斯諾登亦曾在電腦公司、民間科技情報承包商戴爾當僱員。斯諾登在夏威夷國安局上班後，越來越不滿政府情報機構的監視電話與電腦活動，他認為那是侵犯隱私權和違反憲法之舉，他開始想脫身，想要向全世界揭露美國情報機構的「警察行動」，更要向全世界公開美國是個「監視國家」的面罩。

不滿奧巴馬加強監視

斯諾登對美國總統奧巴馬原本抱有期待之心，希望他不要像布殊一樣假借反恐而侵犯人民的隱私權和憲法權利，但他發現奧巴馬上台後，不但「布規奧隨」，且變本加厲，更加擴大情報機構監視電話和網絡的權力。他對奧巴馬失望，即轉而支持主張「政府越少管事越好」的德州共和黨保守派老眾議員朗．保羅（Ron Paul）角逐總統候選人。保羅和他的參議員兒子仁德．保羅（Rand Paul，共和黨肯塔基州）都是有名的「自由至上主義者」（Libertarian，或稱自由意志論者），主張政府權力越小越好，不要納稅當兵，廢除國稅局、教育部等單位，他們是保守派中的保守派，許多人誤以為他們是自由派的一支。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海耶克和弗里德曼（皆為芝加哥大學教授）即屬於自由至上主義者，一些美國右翼電視名嘴亦屬此派。

斯諾登搬到夏威夷時，帶他的二十八歲女友琳西．米爾斯（Lindsay Mills）同行，他們在夏威夷過得很舒服。米爾斯畢業於巴爾的摩藝術學院，以舞蹈為業，曾在檀香山（火奴魯魯）夜店表演各式各樣的舞蹈，有鋼管舞和雜技舞。但米爾斯說，斯諾登三個多星期前卻失蹤了，突然不見了，她非常震撼。原來斯諾登跑到香港去了。斯諾登真的是不告而別嗎？還是與女友已有默契，來日再相會？

斯諾登下決心要把他所下載的國安局與中情局監視美國人民通訊的紀錄，即所謂「稜鏡」（Prism），通過英美媒體公諸全世界。他挑選了英國的《衛報》和美國的《華盛頓郵報》。《衛報》目前銷量每日約十九萬份，十年前日銷三十九萬份，雖然不賺錢，但老板仍願意花錢強化報紙內容，其美國分社（紐約、華府和芝加哥）即有五十七名記者和編輯。去年聘請名聲不錯的記者兼律師兼社會活動家格連．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負責採訪國安新聞。格氏一向反對布殊時代所通過的《愛國法案》，許多人認為《愛國法案》乃是促使政府情報機構大舉違法侵權的護符；格氏亦對美國政府於「九一一」事件後所採行的大量國安舉措頗為不滿。斯諾登找《衛報》刊布大新聞，使《衛報》頓時成為舉世注目的媒體，《衛報》主管頗為興奮。

斯諾登於今年一月首先與專門攝製監視紀錄片的女製作人蘿拉．普瓦特拉斯（Laura Poitras）聯繫，斯氏告訴她，他有一批美國政府監視電話和電腦的紀錄準備公開。二月份時，斯諾登又與新近加入《衛報》的格林沃爾德聯絡，但斯氏並未具名，只署名「讀者」，他說他有很多機密資料要和他共享，但只能用密碼。斯氏寄給格林沃爾德錄影帶，教他如何使用，但格氏沒耐性。斯氏很灰心，他說他有大批國安局資料，需和葛氏、普瓦特拉斯三人一起解密，而且三個人都要有法律和技術常識。

波特拉斯建議斯氏去找《華盛頓郵報》的巴頓．戈爾曼（Barton Gellman），讓《華郵》加入揭密行列，影響力更大，戈爾曼在《華郵》寫過不少國安問題的報道。而且當年水門事件的爆發，就是靠《華郵》的兩個年輕記者卡爾．伯因斯坦（Carl Bernstein）和鮑布．伍德華德(Bob Woodward)鍥而不捨地挖新聞，才揭發尼克遜（尼克松、尼克森）和水門事件的密切關係，而導致尼克遜下台。當時，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馬克．菲特（Mark Felt）因不滿白宮和他自己升不上聯調局局長，乃秘密向伍德華德洩露一些機密，《華郵》編輯部主管稱這名洩密者為「深喉嚨」（Deep Throat），當時有一部色情電影片名即為《深喉嚨》。此次亦有媒體稱斯諾登是國安局裏的「深喉嚨」。

斯諾登與戈爾曼聯繫時，用拉丁文自稱是「說實話的人」（verax）。十七至十九世紀的英國作家常用這個字眼，有位作家甚至死於倫敦塔內。六月六日，《華郵》網站首先刊布斯諾登提供的監視資料，過了二十分鐘，《衛報》網站跟進。第二天，美英各大報皆在頭版報道這樁大事，大家都在猜到底是誰洩露的？沒有人會想到是國安局外包契約商的一個低層技術員的傑作。

五月的最後一週，住在巴西的格林沃爾德飛到紐約會晤《衛報》編輯，大家再細看斯氏所提供的資料。第二天（五月底），格氏、普瓦特拉斯和《衛報》記者伊文．麥卡斯基爾(Ewen MacAskill)一起飛到香港，與斯諾登會合。斯氏早在五月下旬即告訴他們到香港去，在一個街角，他們會看到一個手拿魯比克積木(Rubik's Cube)的人，那個人就是他。

《衛報》的人終於和斯諾登見了面，他們很驚訝斯氏看起來好像二十歲出頭，不像是快要過三十歲生日的人。他們與斯氏進行深度採訪，並作了十二分鐘的錄影訪問，於六月九日公諸世界。斯氏說他在美麗華酒店住了三個多星期，只出門三次，每天躲在房間裏，甚至用枕頭擋住門縫，每次上網也是小心翼翼，做各種保護措施，怕有針孔攝影機。斯氏說他選擇香港，是因香港是個有名的言論自由之地，他想香港會比一些親西方的國家更具獨立性。但香港與美國訂有引渡條約，而香港是屬於中國領土，剛結束訪美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希望與美國更進一步合作時，是否會視斯諾登為「燙手的洋芋」（hot potato）？有些媒體報道斯氏可能會向冰島尋求政治庇護，冰島則說一定要他本人親自到冰島才能尋求庇護。有人說俄羅斯希望他去投靠。

香港在近代史上一直是個諜影幢幢之地，尤其在東西方對抗的年代，更是全球特務集中之地。西方特務與國民黨情報員都想刺探和蒐集中共情報，日後做過駐台北代表和駐北京大使的李潔明（James Lilley）當年就在香港當個小特務。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香港仍是國際間諜聚集之處。

議員公開罵他「叛國」

斯氏失蹤後，華府政界和全美媒體日以繼夜報道他所引發的震撼，有人視他為叛諜，但也有人讚他是英雄。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黛安．范士丹（Diane Feinstein）公開罵他「叛國」（treason）；有些國會議員主張把斯氏抓回美國。二零零八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則認為監視電話與電腦「沒什麼」，他毫不介意。最近一再被政府機構越權違法（如國稅局覆查茶黨資料、司法部查閱美聯社和福斯電視記者資料）風波所困擾的奧巴馬，對監視行徑表示可以公開討論。

民意普遍反對政府監視

據各項民意調查顯示，絕大部分民眾都反對政府監視電話與電腦，只有少部分人支持政府的監視行徑。毫無疑問，自「九一一」事件後，從布殊到奧巴馬，政府以反恐之名監視人民言行之舉，已使美國成為一個另一種形式的「警察國家」，使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擔心的「老大哥一直在監視你」的國度，竟出現於二十一世紀的美國。這是對美國立國精神和《權利法案》的最大污辱與踐踏。但斯諾登勇敢地扯開美國的偽善面具，向全世界攤開美國不相信人民、懷疑人民、監視人民的醜陋面貌，他自己也很可能要付出代價。

斯諾登和「維基解密」的主角阿桑奇、美軍布萊德爾．曼寧（Bradley Manning）不同的是，斯氏所洩密的資料是有過濾的，他知道他在做什麼。反之，曼寧不管三七二十一，大量洩洪，泥沙俱下，而使他飽受抨擊，且面臨一輩子坐牢之虞。斯諾登行蹤成謎，但他公布美國情報機構無法無天的監視行徑，已廣為天下人所知。當年披露《五角大廈文件》（即《越戰報告書》）的丹尼爾．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與聯邦政府有密切關係的蘭德（Rand）公司做研究員，他選擇當揭發秘密的「吹哨人」，留名千古。艾斯伯格說，斯諾登為國家作出了「極大的」貢獻，並因而防止美國永遠走入「監視國家」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