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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蘋不會浪靜 - 馮睎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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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人士」一定知道：近日習近平指令各級領導，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必須「講好中國故事」。言猶在耳，特區政府領導卻不早不晚，偏偏在中國發射「神舟十二號」的大喜日子，派遣數百國安警搜查蘋果大樓，更以含糊不清的罪名，抓捕了五個高層。

特區領導這一下「亮劍」，厲害了，馬上使全球媒體目光，都落在區區一份《蘋果日報》，以及數百個出盡風頭的特區國安警之上。中國引以為傲的「神舟」，本來是習近平想講好的故事，殊不知講了半句，就給忠誠勇毅的特區領導打斷了。試看當今國際輿論，請問那個「搜報館、抓報人」的故事，怎樣令中國變得「可信、可愛、可敬」呢？

今天特區領導所講的故事，似乎是百年前北洋軍閥的故事，而不像現代法治社會的故事。當年《京報》創辦者邵飄萍，出名敢言，屢次得罪奉系軍閥張作霖。一九二五年他在《京報》寫文章，支持郭松齡倒戈反奉，更力數張作霖罪狀。後來日本人和張作霖聯手擊敗郭松齡，邵飄萍報道了真相，激起民間的反日反張運動。

一九二六年，張作霖與吳佩孚、閻錫山聯手，把馮玉祥逼出北京；奉軍入京，立刻派人到報館抓了邵飄萍，更聲稱搜出罪證。邵飄萍被捕兩日，即遭槍決，官方公佈的罪名，當然不是「言論觸怒張作霖」，而是：「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着即執行槍決，以昭炯戒，此令。」同年，又有報人林白水之死。

林白水創辦《新社會報》，曾因踢爆軍閥黑幕，停刊三個月；復刊後改名《社會日報》，解釋道：「自今伊始，除去新社會報之新字，如斬首級，示所以刑也。」表明為了實踐言論自由，自己已有必死的覺悟。二六年奉軍入京弄得民不聊生，林白水狠狠批評，並辛辣地諷刺張宗昌的軍師潘復，笑他是「某軍閥之腎囊」（腎囊此指睪丸），把潘復、張宗昌氣得死去活來，終於招致殺身之禍。罪名當然不是「言論觸怒張宗昌」，而是「通敵」。

百年前，敢言的報人因言獲罪，例必被冠以「勾結」和「通敵」之類罪名。至於在「勾結外國勢力」此等罪狀尚未流行的時代，如明朝末年，不管你是什麼東林「六君子」或「七賢」，不管你為官如何剛正不阿、守法清廉，只要夠膽開口彈劾魏忠賢，到頭來都會被控以「納賄」罪。曾上疏彈劾魏忠賢二十四條大罪的「六君子」之一的楊漣，當然不會例外。

明熹宗天啟五年，魏忠賢為了誅殺東林六君子，把汪文言拘捕送到錦衣衛鎮撫司，酷吏許顯純給他一張名單，有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黨人的名字，要汪文言做假口供，誣告東林諸子。汪文言受了嚴刑拷打，遍體鱗傷，仍堅拒屈服，仰天大叫：「世豈有貪贓楊大洪哉！」（大洪是楊漣的號）許顯純索性撕掉汪文言的供詞，自己偽造一份，終於「依法」把楊漣等人抓了，更在獄中秘密處決。這就是典型中國式「法治」——利用「法」律來整「治」人。

現代文明世界的法治，當然是另一回事。據林語堂在散文引述，上世紀蕭伯納到上海演講，說過：「唯一有價值的自由，是受壓迫者喊痛之自由，及改造壓迫環境之自由。」現代文明世界的法治，正是為了保障平民百姓有這種「喊痛之自由」、「改造壓迫環境之自由」，而不是讓當權者利用法律來整治看不順眼的人。

就算不談理念，只講利益：霸王硬上弓動用法律來「防民之口」，查封報館，客觀結果會是長治久安、改善國家形象，抑或激起民憤、自損聲譽？魏忠賢滅了東林黨，表面抑壓了反對聲音，但反撲勢力卻有增無減，不消一年，自己也身敗名裂，懸樑自盡。

[orange]歷史會否重演，我不知道，但對於誰善誰惡，歷史必有公論。魏忠賢有部名冊，名字都打了記號：凡東林黨的，皆稱「邪黨」，依附自己的，就叫「正人」。然而後人翻開史書，會站在魏忠賢的一邊，抑或六君子的一邊呢？人間的善惡正邪，從來不由權勢定義。正義會遲到，但永不缺席，所以，我們必須鬥長命。[/size=4][/o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