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近日又絞盡腦汁要市民安裝「安心出行」，但普羅市民就是不敢安心；相比之下，新加坡人普遍都輕易就範，就算警方被揭可查閱數據，最終仍沒有引起太大爭議。獨立記者韓俐穎（Kirsten Han）文章便分析，事件一再反映新加坡私隱意識薄弱，在疫情爆發前，高科技監控就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

新加坡版「安心出行」名為「SafeEntry」，要求市民出入所有場所必須掃瞄特定 QR Code。今年初推出的另一個新追蹤程式「TraceTogether」，更可透過電話與電話間的藍牙訊號，追查市民曾經在甚麼地方、與甚麼人互動。政府又打算應用藍牙信標（Bluetooth Beacons）技術，市民日後無需主動打卡，各場所的藍牙感應器會自動連接市民電話，更緊密追蹤市民的行蹤。

雖然私隱權是「世界人權宣言」的人權一部分，但韓俐穎提醒，新加坡憲法從未保障私隱權利，監控和侵犯私隱不但是常態，政府更不時公開各類監控大計，涉及收集龐大的個人數據，卻未有引起外界關注。

上月，政府確認新加坡全島已安裝近 9 萬個警方監控鏡頭；移民與關卡局（ICA）又宣佈，以後出入境人士將要接受虹膜及臉部識別掃瞄，作為生物特徵數據；政府推出的 Smart Nation 計劃，引入臉部識別與驗證技術，包括用於試驗中的智能燈柱。諸如此類的項目，政府通常都會說成事在必行、以改善民眾生活為目的，事前僅告知民眾計劃詳情，而甚少討論空間。

新加坡人也並非一聲不吭，政府在年初承認，防疫追蹤程式收集的數據可用於刑事調查，有違當初承諾，事件確曾觸發輿論非議。為回應私隱疑慮，國會其後立法限制執法部門的權力，只有牽涉綁架、強姦、謀殺，以及販毒金額可判死刑的案件，方可取得有關數據。這看似是讓步，卻變相承認這些程式不僅僅是防疫工具，而數碼監控範圍還在不斷擴大，但抗議聲已無疾而終。

私隱意識欠奉的環境下，外勞權益特別不受保障。雖然安裝追蹤應用程式仍是自願性質，但居住宿舍的外勞卻沒有選擇，只要居住數個月便得強制安裝程式；外勞活躍地區的監控問題也尤其嚴重，2016 至 2020 年間，外號「小印度」的南亞社區監控鏡頭數目，就由 34 個急增至 200 個。

另一個私隱最不受保障的群體，正是獄中囚犯。韓俐穎指出，雖則囚犯在獄中從沒有百分百私隱，但新加坡對囚犯私隱的侵犯，卻遠超合理需要。新加坡監獄署（SPS）曾經炫耀其所謂「無獄卒監獄」（Prison Without Guards）計劃，實質就是為每個牢房安裝監控鏡頭，當中更附設有臉部識別、影像分析、人工智能統計、以及偵測囚犯「攻擊性和異常行為」技術。

監獄署可依法查閱和複製囚犯對外通訊內容，包括與親友和律師的信件，有數宗案件甚至揭發，監獄署涉嫌超越職權範圍，把囚犯私人信件副本交予檢察部門。此舉大有可能削弱審訊的公正桯度，其中囚犯與辯方律師對話內容最是敏感。新加坡總檢察署（AGC）卻辯稱，不會因此取得任何好處，但有關爭議卻從未得到獨立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