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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填區獨白︰一國兩制：With Goodwill In Good Faith - 楊懷康



眼底亂象教香港人陷於惶恐焦慮，新落籍的海歸朋友亦然。他跟退休大法官列顯倫、財經議士David Webb一樣，認為當前急務是思考如何在2047年後延續一國兩制。他熟識北京政情，判定大陸不曉得如何在香港行使全國性法律，28年後普通法勢將延續，如何延續可尚需商議，此事情宜早不宜遲。

大陸是否曉得如何在香港行使全國性法律是偽命題。解放前上海行普通法，共產黨將之連根拔起冇難度。此等舉措的後果如何，另議。有槍桿子在手，如作8.31決定時所言，在港行使全面管治權並無難度。

毋庸諱言，97年文革記憶猶新，執權者尚有點謙卑，對讓香港屢創奇蹟的體制goodwill以待，沒有像拿下上海那樣行使全面管治權。木匠出身、官拜政協主席的李瑞環甚至以滿是積垢的紫砂茶壺喻香港，勸誡執權者萬勿監粗來，以免壞了好事。

過渡後，goodwill頓失，香港從須呵護的舊紫砂茶壺變成「一本難讀的書」。即是亞拉搞汝等刁民唔掂，睇錢份上，忍你。及至坐大為世界工廠，上海取代香港、深圳把香港比下去了之說沸騰，而中聯辦不止坐大實質權力中心，且振振有詞，慌死人唔知。

尊重灰飛煙滅，換來李克強口中「中國人有能力有智慧辦好自己的事」。24年來香港的信貸評級首次下跌，是何貨色的智慧、能力盡在不言中。未來28年，若是拿不出謙卑尊重，依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修牆》（Mending Wall）所言，以good faith整固界定彼此權限的一國兩制圍牆，萬事皆休。

詩人相約鄰居巡視分隔兩家的圍牆，發覺不管是積雪、樹根、野兔、獵人，「總是有一樣東西不喜歡有牆壁」。他省悟「有牆的地方，本來不需要牆/他那邊全是松樹林，我的是蘋果樹/我的蘋果樹絕不會跨界/去吃他樹下的松果。」何以「好籬笆造就好鄰家」（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因為「有一樣東西不喜歡立牆壁/只要牆倒。」詩人摸不準那是甚麼，卻見到鄰人「一手緊抓着石頭的上端/像舊石器時代武裝的蠻人。」（余光中的譯本）


整固兩制圍牆才能和睦相處

換言之，沒有一道好籬笆——而時加整固——中港關係難以和睦。詩人指出建牆時要留神「甚麼要圍進來/甚麼圍在外/這樣子圍法會得罪了誰。」港澳辦的楊光舉出了「三條底線」說出甚麼要「圍在外」：一、不得危害國家主權安全，二、不得挑戰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三、不得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何謂「挑戰中央權力」不易界定，概括而言，《基本法》23條可涵蓋此三者；為此立法乃香港的憲制責任，無從推卸。大陸說了要「圍在外」的底線，香港要「圍進來」些甚麼？

明顯不過的是《基本法》22條——捨國防與外交，大陸不得插手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眾所周知，逃犯法一役，西環若非公然違反《基本法》22條，吹雞召集保皇黨盲撐，讓林鄭恃着夠票即能無視全城怒吼，許是還有轉寰餘地。及至王志民摺高衫袖站出台前，則要三個月血的抗爭方能從林鄭口中扯出撤回二字。西環禍港非自逃犯法始，其核子彈般的殺傷力則刻畫出為22條立法何其逼切。

要「圍在外」和「圍進來」的東西無疑明確，可有緩急優先之別？22條須先於23條，否則任由西環話事，其後果不難較逃犯法尤為慘烈。逃犯法一役則顯示，若無充份民意授權而貿然立法，後果同樣堪虞。循其本，一切須從推翻8.31決定做起。那有可能嗎？

執權者倘有97前對香港的goodwill，以good faith兌現河水不犯井水承諾，一切好辦事。若以香港人為鬥爭鎮壓之仇寇，是否延續五十年不變也就無關痛癢了。過渡22年，香港不幸為朱鎔基言中，給他口中的「民族罪人」「搞壞了」。究其根本，是執權者對香港人既欠goodwill，實行一國兩制復欠good faith。往前行，尚須在民意授權的基礎上，為22條及23條立法，整固一國兩制圍牆，建立相互尊重的距離，香港方有繁榮穩定的明天。

楊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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