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表文章 | 發起投票 |
【星期日文章 陶傑】民主病了嗎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xtplus/時事要聞/article/20170528/2_513482_0/-星期日文章-陶傑-民主病了嗎
世界進入Donald Trump時代,有學者認定,三百年引以為傲的西方議會民主全面觸礁。
西方左膠大愛分子輸打贏要,亂搬龍門,左翼精英被權力腐化,濫用公帑 。華爾街與各類非政府組織行政人員雖然立場不盡相同,但登上精英高位之後,吃喝享樂的利益慾望卻是一致。
這些人勾結起來,以推動全球化為名,保障自己的權力地盤。在全球化的利益壟斷之外,如產業工人、農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一旦循議會民主的合法程序投票反對他們的,即被標籤為「民粹」。
以此論斷,西方議會民主,即使不到窮途末路,也陷入了重大危機,這是不爭的事實。精英通過議會民主而得到權力,權力腐化,反過來則指摘叫他們下台的民意是「民粹」。這是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結構,只不過滿嘴巴學術名詞的大愛左膠取代了皇室和貴族。當然恐怖時代的平民,確實是暴民,是又如何?因為精英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肯妥協,於是等待他們的,就是民粹發展到極致的斷頭台。
這就是社會科學的規律。西方的議會民主患了重病,其他極權眼見有機可乘,即刻將他們本來也視之為帝國主義霸權的「全球化」一把搶過來,聲稱要維護「全球化」,反對「保護主義」。對此西方左膠瞠目結舌。正如毛澤東說的:書讀得愈多愈反動,迷失了方向,也逐步在交出三百年來西方真正的民主理性先賢,辛苦建立的文化話語權。
人雖然是萬物之靈,但其弱點是容易被洗腦。西方的所謂知識分子自戀自大,最終也陷入自我洗腦、自我感覺膨脹的困局,何況非西方國家以外的民族。沒有經過邏輯思維訓練的民族,要現在補上十九世紀議會民主的一課已經太遲,他們也不肯,因為西方的衰落正令他們振振有詞,認定民主不可以解決問題。
在某程度上當然是。但對於這種人,民主固然學不通,不民主也是死路一條。一九六七年的大陸文革被今日毛左歡呼為中國人的「大民主」,連帶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暴動也被翻案為「轟轟烈烈的反英解放運動」。這就是低等的自我催眠。我確實不相信中國人有實行議會民主的資格,因為其三千年的基因令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學習理性、邏輯、包容的基本文明。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技術上,絕大多數地主和異見者,都是由「人民」來判罪的。槍斃地主,召開公審大會,村委書記就是法官,引導成千上萬齜牙咧嘴、面色蠟黃、缺乏教育的無知農民,煽動他們的仇恨情緒,台上的「主審官」共幹問一句:地主某某人罪大惡極,該殺不該殺?此時早已經過十多個「苦大仇深」的農民上台「吐苦水」,往地主臉上吐口沫,手指其太陽穴,一句句哭訴其如何剝削,就在一片該殺的呼喊聲中,共產黨判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換言之,每一宗死刑都經過「民主」認可。一九五○年「鎮壓反革命」,最保守估計,槍決七十萬人,尚未計算數以百萬的地主和國民黨剩餘官員。
一九五五年又有一場「肅反運動」,全國企業學校,每五人就有一個成為「肅反」對象,隔離審查,此時企業和學校的「民意」,早已在密集的政治學習之後匯成一股忠於黨國的旋風,有此「民意基礎」,一九六七年的紅衞兵,水到渠成,才能夠發動起來。
一九七○年在文革高潮,另有一個「一打三反」運動。凡各地企業單位有批評祖國者,一經告發,即可判處死刑。在「一打三犯」中被判死刑的,有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張郎郎。張郎郎憶述:他戴上腳鐐手銬被紅衞兵押到美術學院,讓師生公審,連同其父親和十六歲的弟弟一齊揪鬥。會場上也一片「大民主」,革命群眾一致要求「槍斃」。當年有兩位畫家教授在這片槍斃的公審大會上缺席,一個就是黃永玉。黃永玉知道一旦舉手吶喊,陷害無辜,不忍到場,以病請假。
張郎郎的父親是中央美術院院長、水墨畫家、李可染的同門師弟張仃。一同公審的還有女歌唱家王昆的兒子周七月。學院師生「分組討論」,決定是否槍斃這兩個人,結果雙雙判死刑。但因為此兩人的父母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屬於高級別的「老幹部」,這才不必槍斃改判徒刑十年。張周的罪名只是結交過幾個法國來的留學生,而且是法國的左膠學生,因嚮往延安革命來華。張郎郎等屬於高幹子弟,有此運氣,同時囚在隔壁遇羅克出身平民,就走上黃泉路。必須再強調:毛澤東和共產黨沒有判這些人死刑,而是美術學院的「精英」、所謂的農民老百姓,在公審大會中自動喊出槍斃的口號。
其時北京的市民,凡有單位工作者都很忙碌,白天出席宣判大會「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之後,下班去市場買菜回家燒飯,全家共食。
到了今天,輪到西方的左膠指摘,叫他們下台的平民是「民粹」,真是好笑。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死狗。在反右運動中被整肅的費孝通,一九七九年「平反」之後,沒有為反右中被迫害和判死刑的任何相識同事喊過一句冤。或許他自己已經被鬥爭嚇怕了,或許有其他原因,總之精英也是凡人,也有人性的陰暗面。今日的西方若掀起第二次革命又豈是偶然?
(此前曾誤稱沈允堯醫生為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查明不確,謹此更正,並向兩位沈先生及讀者致歉。)
世界進入Donald Trump時代,有學者認定,三百年引以為傲的西方議會民主全面觸礁。
西方左膠大愛分子輸打贏要,亂搬龍門,左翼精英被權力腐化,濫用公帑 。華爾街與各類非政府組織行政人員雖然立場不盡相同,但登上精英高位之後,吃喝享樂的利益慾望卻是一致。
這些人勾結起來,以推動全球化為名,保障自己的權力地盤。在全球化的利益壟斷之外,如產業工人、農夫、手工業者和小商人,一旦循議會民主的合法程序投票反對他們的,即被標籤為「民粹」。
以此論斷,西方議會民主,即使不到窮途末路,也陷入了重大危機,這是不爭的事實。精英通過議會民主而得到權力,權力腐化,反過來則指摘叫他們下台的民意是「民粹」。這是法國大革命之前的結構,只不過滿嘴巴學術名詞的大愛左膠取代了皇室和貴族。當然恐怖時代的平民,確實是暴民,是又如何?因為精英統治者死抱權力不放,不肯妥協,於是等待他們的,就是民粹發展到極致的斷頭台。
這就是社會科學的規律。西方的議會民主患了重病,其他極權眼見有機可乘,即刻將他們本來也視之為帝國主義霸權的「全球化」一把搶過來,聲稱要維護「全球化」,反對「保護主義」。對此西方左膠瞠目結舌。正如毛澤東說的:書讀得愈多愈反動,迷失了方向,也逐步在交出三百年來西方真正的民主理性先賢,辛苦建立的文化話語權。
人雖然是萬物之靈,但其弱點是容易被洗腦。西方的所謂知識分子自戀自大,最終也陷入自我洗腦、自我感覺膨脹的困局,何況非西方國家以外的民族。沒有經過邏輯思維訓練的民族,要現在補上十九世紀議會民主的一課已經太遲,他們也不肯,因為西方的衰落正令他們振振有詞,認定民主不可以解決問題。
在某程度上當然是。但對於這種人,民主固然學不通,不民主也是死路一條。一九六七年的大陸文革被今日毛左歡呼為中國人的「大民主」,連帶一九六七年的五月暴動也被翻案為「轟轟烈烈的反英解放運動」。這就是低等的自我催眠。我確實不相信中國人有實行議會民主的資格,因為其三千年的基因令絕大多數中國人無法學習理性、邏輯、包容的基本文明。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技術上,絕大多數地主和異見者,都是由「人民」來判罪的。槍斃地主,召開公審大會,村委書記就是法官,引導成千上萬齜牙咧嘴、面色蠟黃、缺乏教育的無知農民,煽動他們的仇恨情緒,台上的「主審官」共幹問一句:地主某某人罪大惡極,該殺不該殺?此時早已經過十多個「苦大仇深」的農民上台「吐苦水」,往地主臉上吐口沫,手指其太陽穴,一句句哭訴其如何剝削,就在一片該殺的呼喊聲中,共產黨判決:「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換言之,每一宗死刑都經過「民主」認可。一九五○年「鎮壓反革命」,最保守估計,槍決七十萬人,尚未計算數以百萬的地主和國民黨剩餘官員。
一九五五年又有一場「肅反運動」,全國企業學校,每五人就有一個成為「肅反」對象,隔離審查,此時企業和學校的「民意」,早已在密集的政治學習之後匯成一股忠於黨國的旋風,有此「民意基礎」,一九六七年的紅衞兵,水到渠成,才能夠發動起來。
一九七○年在文革高潮,另有一個「一打三反」運動。凡各地企業單位有批評祖國者,一經告發,即可判處死刑。在「一打三犯」中被判死刑的,有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張郎郎。張郎郎憶述:他戴上腳鐐手銬被紅衞兵押到美術學院,讓師生公審,連同其父親和十六歲的弟弟一齊揪鬥。會場上也一片「大民主」,革命群眾一致要求「槍斃」。當年有兩位畫家教授在這片槍斃的公審大會上缺席,一個就是黃永玉。黃永玉知道一旦舉手吶喊,陷害無辜,不忍到場,以病請假。
張郎郎的父親是中央美術院院長、水墨畫家、李可染的同門師弟張仃。一同公審的還有女歌唱家王昆的兒子周七月。學院師生「分組討論」,決定是否槍斃這兩個人,結果雙雙判死刑。但因為此兩人的父母都是老資格的共產黨人,屬於高級別的「老幹部」,這才不必槍斃改判徒刑十年。張周的罪名只是結交過幾個法國來的留學生,而且是法國的左膠學生,因嚮往延安革命來華。張郎郎等屬於高幹子弟,有此運氣,同時囚在隔壁遇羅克出身平民,就走上黃泉路。必須再強調:毛澤東和共產黨沒有判這些人死刑,而是美術學院的「精英」、所謂的農民老百姓,在公審大會中自動喊出槍斃的口號。
其時北京的市民,凡有單位工作者都很忙碌,白天出席宣判大會「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之後,下班去市場買菜回家燒飯,全家共食。
到了今天,輪到西方的左膠指摘,叫他們下台的平民是「民粹」,真是好笑。知識分子絕大多數都是死狗。在反右運動中被整肅的費孝通,一九七九年「平反」之後,沒有為反右中被迫害和判死刑的任何相識同事喊過一句冤。或許他自己已經被鬥爭嚇怕了,或許有其他原因,總之精英也是凡人,也有人性的陰暗面。今日的西方若掀起第二次革命又豈是偶然?
(此前曾誤稱沈允堯醫生為中大校長沈祖堯之弟,查明不確,謹此更正,並向兩位沈先生及讀者致歉。)
本貼文共有 0 個回覆
此貼文已鎖,將不接受回覆
| 發表文章 | 發起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