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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起訴「佔中毆打暴徒」的愛國七警，將刑責裁決大腳傳中，由英國白人法官杜大衞將所謂愛國七警通通判刑兩年。

根據「普通法」，裁決不受政治因素左右，杜大衞也對自所謂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以來，滿肚子民族冤屈的中國人並無感情，加上援引前多宗警察毆打平民的案例將七警判處入獄，激起中國人情緒反彈，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的一名中國學者顧敏康即刻指出：「港英」培育了大量港式法官留在香港，搞亂特區社會和諧。

中國人不能擁有真正的西方法治。因為三千年文化，西方的法治源自於體現神的意志。「神」是一個抽象而道德的權威，羅馬思想家西賽羅說：「法律不是人類思想的產物，法律是上帝的旨意。」英國法學家布萊斯通說：「神法是法治的基石。」

西方以耶教立國，法律神聖在於一個「神」字凌駕於世俗，體現了公義。但中國的所謂法律不同。中國的一個「法」字，由最高統治者的皇帝強行制定，是王法，其中最主要的概念就是「刑」。西方的法律是制定公民社會互相尊重和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則，而中國的所謂法治，自上而下，是規限天子庶民之間的階級分野，並嚴限蟻民所為，亦即大陸所說的「不許亂說亂動」。

中國人說的「法官」以「治」為重心，治者，統治、整治之意，所以中國法家宗師韓非子說：「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群生之亂，去天下之禍。」韓非子這句話很重要：「治國」也就是維護皇帝的政權，此是第一。正因為要維持統治，方要訂立「明法」，此其二。而法律如何彰效，唯一手段就是「陳嚴刑」，惟其如此方可「去天下之禍」。天下無禍即太平，即人人做順民。

明乎此一句，就知道中國人對「法治」的了解必受制於民族文化基因。韓非子之後的商鞅和李斯，像列寧將馬克思的理論向殘忍處發揚光大，也將韓非子的法家精神巨細無遺地實現在連坐的部落種族生活網中，再經歷秦始皇和朱元璋，中國人的「法治」亦即「刑治」，而且逐步加碼，在「刑罰」方面精細分支：凌遲處死、斬立決、斬監候、絞立決、絞監候，中國人的死刑分類得細緻，與英國法治中對罰行的詞彙定義層次之爭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法治」將如何處死定義區分得細緻，但將如何定罪則粗疏論斷，並且以「有罪推斷」為起點，與英國人的「無罪推斷」，然後由律師循邏輯法理逐點建證，實有地獄與天國之別。

採訪：艾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