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sosreader.com/beyond-hong-kong/
嚴復為中國譯來了《天演論》，卻沒有排除史賓沙的創發。二十世紀初，知識份子之間人手一本《天演論》，大家認為這就是萬劫可解的配方，可以救國存種。《天演論》是影響近代全體中國人最深的一本書，也是這本書令中國人變成率獸食人的畜生。


有個中國的官說，深圳經濟快要超越香港，香港人不要再鬧政治，要急起直造之類。首先不要說深圳上海「快要超越香港」之論，「快要」了二十年，還是在「快要」。而我想問下去的是，超越了又如何？為甚麼我們永遠要做別人的標竿，心裡朝不保夕，手裡勒緊褲頭，也要擺出一個超高發展度的模樣，自己卻一點不好過，就是為了爭個排名上的第一？



第一了又如何？競爭力第一、GDP第一，那五十幾個自殺的學生，就不會自殺了？GDP也只是經濟發展裡面的一個指標，中國GDP也全球第二，但你會不會想去住？中國人自己想不想住在中國？
早前讀《明報》一篇演化生物學家許浩霖的專訪，裡面談到達爾文和《演化論》。其謂即使達爾文已經是兩百年前的人，香港大眾對其學術理念，仍然不甚了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其實「適者生存」這冷酷的斷語，是英國哲學家史賓沙（Herbert Spencer）的發明，他將達爾文的生物演化理論，嫁接在人類社會，變成所謂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謂國家民族人種，也像生物一樣不斷鬥爭、適應環境，最強者才能生存下來。



嚴復為中國譯來了《天演論》，卻沒有排除史賓沙的創發。二十世紀初，知識份子之間人手一本《天演論》，大家認為這就是萬劫可解的配方，可以救國存種。《天演論》是影響近代全體中國人最深的一本書，也是這本書令中國人變成率獸食人的畜生。



後來的國民黨和共產黨，無不是實踐這種「適者生存」的天翻地覆。但許浩霖說，「演化沒有目的，不一定就是進步」，存活的也不一定是最強者。啟蒙運動雖然是為了打破教庭的權威，卻意外殺死了神。人不再信神，於是就像張愛玲所言：「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是十九世紀的主旋律。



現在中國人仍是社會達爾文的信徒。有人說不如台灣也部署薩德飛彈防禦系統，有個解放軍的人說，你們敢？我們馬上「解放」台灣。中共兩會期間，中國工程院院士王夢恕說，「中央政府」對香港太嬌縱，香港只是中國一個省（理論上是錯誤的，特別行政區和省是兩件事），誰不聽話就滾出去。



我發現，中國人普遍而言並不掩飾自己的畜獸狀。他們的人生，真的好像就只有戰爭、權力、鬥爭、做第一、所謂往上爬、囤積財富，有很多的情婦，生很多的孩子；動不動就說要開戰，動不動就說「人滾地留」。



而且他們認為優勝劣敗，合乎常態，一切都應該如此。他們亦藐視所謂的道義、公平、人權、信用和條約，認為說這些的人，必定完全是惺惺作態，來佔他們的便宜。因為他們確信在叢林裡，一切只講實力。



「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梁啟超也這樣說。以前老師教導我們，梁啟超是一代才子，嚴復是中國翻譯第一人，但現在我們知道他們或許無心，但罪惡實在滔天，他們毒害了全球四份之一人口的心靈世界。



現在十三億社會達爾文的信徒，就像停留在十九世紀的歐洲。但歐洲畢竟有耶教，而中國沒有。中國自周公以來，絕了有形的神，當儒教和朝廷這個複合體崩潰之後，政治秩序和道德一齊崩潰。中國人迅速替換了來自西方的最差的世界觀。他們時常說要超越誰，以前就說過要超英趕美。那麼超越一切之後，會去到哪裡？一個沒有耶和華，也沒有孔孟的沙漠地帶。



深圳超越香港，他們也走不出那個貧沙漠。香港人如果有一點自己的視野，就會知道自己是見過蒼海的一群，外面的浮躁，不必大驚小怪。所謂經濟暴發之後，有很多東西要償還。禍延兩三代人的高地價、產業單一、財閥形成、環境污染，將來就要收拾。中國人只是一班暴富的野獸，他們沒想像過筵席散盡之後的世界和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