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xtplus.nextmedia.com/news/latest/20170307/484714在1989年的香港人，被六四事件的結局所震撼，都盡力的取得外國國籍。香港的移民，被迫的成份甚於自願，香港人並不是對香港不滿和愛好外國，正如很多移民了的香港人感嘆說，沒甚麼地方比香港更好。移民只是因為自由失去保障，移民外國，既不適應外在的生活，也不太受到當地人的尊重，感到自己是二等公民。只因為一個自己看起來沒有責任也沒有發言權的九七大限。


而同一年的年末，正是《賭神》這電影上畫的時代。在民主中國的夢被殘酷擊碎的時候，《賭神》開啟了賭博主題的電影的潮流。這兩件事，表面上看似沒有關係，但實際上，不管他是故意還是巧合，《賭神》正正是面對這個時代的回應。

就像外面說的，那個香港人感到自由受到威脅，被迫耗盡財富，爭取成為外國的二等公民的時代。賭神卻是一個已擺脫了與生俱來身份的枷鎖的人，作為一個美籍華人，他能而且經常自由穿梭世界各國，從不受國籍與法律的約束，他面對不同國家的人，並沒有任何自卑的表現，不僅與不同國家的人交友，更以賭術贏得不同國家的人尊重，受日本人的尊敬與拜託，得到南越前軍官的保護，決戰新加坡的賭王。

可是因為失憶，他在故事裡大部份時候過的，是和你我一樣在香港的草根基層生活，參與香港人最喜歡的賭博活動。賭神不僅不是外國的二等公民，而是頂端的世界公民，但靈魂卻是和你我一樣的香港人，和當年的香港男性一樣，普遍愛吃朱古力，卻實現了一切香港人在現實中不能實現的宿願。

賭神不是別人，正是不少香港人心裡理想中的人生。

當年的香港人被國際形勢玩弄，害怕九七後的法律，面對國家機器的壓迫感到無力，在國際政治中感到被出賣。在1972 年的聯合國決議中，把香港剔出了殖民地的名單，香港就不再是殖民地，而失去了自己決定命運的權利。在中英兩國的談判桌上也沒有發言權，而使自己無可奈何的要面對九七大限。國際政治與法律，對香港人來說都是不好的記憶，所以香港人很討厭政治－－－只因為在政治中感到無力。

現實的香港人是中英兩國之間的棋子，電影裡世界各國的制度卻是賭神賭桌上的紙牌。賭神不僅不受國家與政府的控制，佈局了到最後決戰的時候，陳金城在公海殺人，企圖脫離國家與法律而不受制裁時， 賭神偏偏使計讓船還留在香港，讓對方接受香港法律的制裁。賭神利用香港的制度，去實現個人的目標與義理。

國家與法律不是統治他的主人，而是服務他的工具，香港人對理想政府的期許，也不過如此。當你看到最近的新聞，官僚覺得自己是社會的主人，把公共預算看成是自己的錢去做政治迫害，越來越少人記得公僕兩字的意義時，就越能夠感受到，為何《賭神》這麼能引起香港人強烈的共鳴。

歷史上每當一個群體面對重大轉變時，就會開始探求身份認同問題，特別描述理想中的自己是怎樣的。諸如十字軍失利之後，西方浪漫化了騎士精神。日本近代面對西方的強大挑戰，新渡戶稻造也寫了「Bushido – The Soul of Japanese」，向世界介紹了日本武士道的理想形像。而香港人並沒有寫一本書出來，卻在一套電影中，實現了相當類似的東西。

歷史上的日本武士並沒有武士道形容得那麼忠義，西部牛仔也不像西部電影描寫的那麼浪漫，騎士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紳士，但身份認同被刺激後，帶來的浪漫化，把理想的生活態度與形象灌注在一個創作裡，卻是人類共通的。現實的賭徒也沒有賭神那麼美好，但香港人理想中的自己，正是賭神這個浪漫化的賭徒。

在這十幾年，香港慢慢失去了國際，不論經濟與視野，漸漸變得只有中國，面對風險，也變得保守。但當今天香港人面對世局大變，重新反思自己的身份時，也許能從賭神身上，得到甚麼啟示也說不定。



（鄭立，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史與公眾史學碩士，政治評論家、專欄作者、遊戲開發者，曾任中學數學教師，其遊戲代表作包括《民國無雙》及《光輝歲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