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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的《騎士団長殺し》涉及「南京事件」，引來一些日本人批評。一直以來，村上都是「世界公民」，他曾說，日本人要就二戰向中韓等國不斷謝罪，直到對方說「不用了」為止。簡單而言，這是國際社會的「戰後秩序」和「戰後共識」：日本要承擔罪責；但這個戰後共識只會不斷受到挑戰。


村上春樹的新小說《騎士団長殺し》，據說因為提到日軍在南京殺害四十萬人，而受到一些日本人的批評。網民說話就是尖酸刻薄。有人說他太想拿諾貝爾文學獎、有些人說他討好中國，有些人說，中國也只是說「南京大屠殺」死了三十萬，日本一般而言認為死亡人數是幾萬至二十萬，村上竟然說是四十萬，是甚麼居心？



一直以來，村上就是「世界公民」。日本人的道德觀十分曖昧。因為長期與中國文明對峙，令日本產生了「內外」先於「對錯」的心理模型。所謂日本主義、日本本位的歷史觀，早於幾百年前就已出現。甚麼是我們，甚麼是他者，日本人比起其他受漢字文明影響的地方，分得清楚，主體意識早熟得多。當然這種早熟也伴隨著代價，就是日本人有時講究誰是我方、誰是他方，多於講究本質上的對和錯。「自己人」就是對，就要維護，這種集團主義，常態地凌駕於單一的是非觀。



那些對村上的批評，用另一種語言就是：打仗的確是要死人，為了立威有時真的會屠殺，但是你身為一個日本人，為甚麼要那麼高調重提咱的瘡疤？一些日本人對於二戰的論述，也受到這種力場所折射。中國人喋喋不休地訴說自己遭日本侵略，以日本人為假想敵，作為愛國教育的材料；一些日本人則將焦點放在己方的苦難。日本是唯一一個受核彈轟炸的地方，美軍的東京空襲亦不異於屠殺，「和平憲法」將日本限制為一個不正常國家，還有「終戰」（而非投降）之後，美軍佔領之後，也有大量美軍強姦日本女人的事例，而不受追究。



福島地震而引發核災之後，有一個老外Ian Thomas Ash拍了一部紀錄片，叫《A2-B-C》，這裡的A、B和C，簡單來說是當地人因為核污染而甲狀腺產生嚢胞的診斷結果。A2是中招，嚢胞更大的被診斷為B，C則代表需要覆檢。甲狀腺出現嚢胞，和甲狀腺癌是兩回事，不過前者的確是生理異常，而一些當地居民則控訴政府淡化事件，對外慌稱一切已經受控。這套紀錄片在日本上映的時候也遇到很多問題，這顯然令官方感到尷尬。有很多日本人會將矛頭指向控訴者，指他們散播恐慌。依然是那句，日本長期與中國對峙，他們為了維持團體的穩定，不想尷尬，很多事情都會如此處理。



村上是一個熱愛美國文化的人。他熱愛《大亨小傳》、爵士樂，一個思想上很不像日本人的日本人，他多次表示自己的書在外國比起在本國還受歡迎。他是一個鞭韃己方的西方型知識份子，就像對美國人而言，批判美國才是愛國。不過，美國是第一強國，根深蒂固，自我批判是保持健康的機制。即使是美國，這種自我批判、否定白人或美國主流，也逐漸失控成為政治正確狂熱，這種狂熱造成的亂象，造就了川普的崛起（所以川普勝選，是要感謝左翼自由派的）。



村上曾經說過，日本人要就二戰向中韓等國不斷謝罪，直到對方說「不用了」為止。簡單而言，這是國際社會的「戰後秩序」和「戰後共識」，日本要承擔罪責。但是這個二戰共識將來只會不斷受到挑戰。歐盟、北約集體安全，也是廣義的戰後共識，現在也受到歐洲民族主義的挑戰。日本不斷釀釀修改「和平憲法」，也是這個批判「戰後共識」的大圖畫的一部份。



村上春樹由《發條鳥年代記》到《海邊的卡夫卡》，持續隱約地帶著讀者重回軍國年代和戰爭記憶，但在這個民眾群起挑戰二戰共識的年代，他的取態就顯得比以前顯眼。雖然我很少同意他，但小說家有自己的世界，千夫諾諾，不如一士諤諤，身為日本人仍敢於與群眾不一樣，畢竟仍是可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