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Howard French說，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北京的鐵板一塊、軍警的暴力，甚至每一次社運事件的失敗，而是這種失敗所產生的無力感。你會知道，這一次失敗之後，下一次也是失敗。

他問：「北京有沒有可能在利用這一點？他們不用真的出動解放軍，他們只需要維持在臨界點，最後你們就會得到一個現實的結論：這是不行的，we just move on.」

我說：「我不知道北京是否如此聰明。」因為在我眼中，中國是一頭笨拙的怪獸，它當然很強大，強大得彈指就可以消滅你，「但他們不會跟你玩mind game，他們會選擇最粗暴的鎮壓。」

但挫折感和無力感是真實的。這一兩年，如果有人組織遊行，一定會被冷嘲熱諷——遊行是沒用的、遊行又怎樣呢？衝擊又怎樣呢？雨傘佔領的後遺症，是我們習得了無力感。在2014年之後，幾乎所有街頭抗爭，都會令我們回到了雨傘佔領的失敗現場——雖然是在心靈當中。

遊行嗎？我也會認為是沒用，但「沒用」這兩個字，我現在已經不能輕鬆地說出口，我不會像幾年前那樣嘲諷。我甚至嘗試進入西西佛斯式的思考模式，想著我們推著一塊永遠無法推上頂的巨頭。很悲觀的意象，但如果不如此想，人就會放棄。肉體暫時被囚禁，是不可悲的，哀莫大於心死。

本土派的群眾現時的感受是？我回答：「抑鬱、無力、迷茫……但最重要的是，不要發癲。」

發癲的人有兩種。一種是假裝發癲，來逃避自己做過說過的一些東西；第二種發癲，是理想主義的發癲。理想主義很鋒利，但沒有韌力和彈性，一碰就會碎掉。我想我也是癲過的。我會恨那些跟自己不一樣的人，雖然現在我已經看開了。

Howard French問我最終想達成甚麼。其實我不知道，我隨口說，我想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變成支持本土、支持香港獨立，因為我知道我是極少數之中的極少數。他問我是從何時開始寫東西，何時開始有political consciousness（政治意識）。我很坦白地說，一切是因為焦慮而起，焦慮香港的前景、焦慮我自己的前景。

當時我有一個幻覺，就是「改變政治可以改變社會，從而利益自己」，於是我開始覺得政治是需要改變的東西。

「為甚麼你說是幻覺？」他問。

我答：「因為小時候我不知道事情是如何困難，即使是很多人一起胼手胝足，事情可以毫無寸進，甚至倒退。現在我有時會想，只要我move on，將力氣投入別處，然後承認政治無法改變，也許我會過得飽足和快樂得多。」

後來我們談了一些關於特首選舉、Trump之類的東西，現在已經不太記得詳情。他拍了一些照片，我問他會寫成甚麼，他說，那應該會是其中一篇文章。我忘記了問他，會不會怕有一天無法入境？畢竟那些新清史的學者因為激嬲（激怒）共產黨，而不獲簽證，作為懲罰。於是我希望這位來研究香港本土主義的老外，不會獲得這種待遇。畢竟我不會天真地以為香港有《基本法》就會有一國兩制的出入境政策。https://sosreader.com/dada-hk-political-fanaticis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