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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淪陷後,抗日抵抗並未告終。不少軍民逃離香港後,加入英軍服務團
https://www.facebook.com/WatershedHK/photos/a.202247280110048.1073741836.149029388765171/387786781556096/?type=3&theater;香港淪陷後,抗日抵抗並未告終。不少軍民逃離香港後,加入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為恢復家園努力。「東江縱隊」的事蹟亦由此起。
香港淪陷後,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香港防衛軍陸軍中校賴廉士與其他守軍一樣被關進深水埗戰俘營。負責戰俘健康的賴廉士眼見日軍拒絕提供必要的醫療設備,決心組織戰俘逃走。1942年1月9日,在賴廉士的「雙料部下」-港大醫學院文員、戰地救護隊代理下士李耀標的協助下,賴廉士與另外兩名本為港大工程講師和物理講師的軍官成功逃出,到西貢獲中共遊擊隊(後稱「東江縱隊」)救援,再前往國軍控制下的惠州。
1942年5月,賴廉士的想法幾經轉達後,遂於曲江成立英軍服務團,進行情報工作,並營救戰俘和政商要人。情報員以個人編號識別身份,分為不同分支小組。英軍服務團分別幫助逃離香港的難民及英兵提供糧食和醫療,及重返盟軍旗下。情報員回港刺探情報、營救戰俘和被擊落的美國空軍機師,並策反太古船塢的工人阻礙日軍運用。
其中一個著名成員為徐家祥。徐家祥戰前就讀港大,其後加入後備消防隊參與戰役,逃出香港後受富商利銘澤邀請加入服務團,成為第65號情報員。1948年,徐家祥成為首位華人政務官,並於1971年至1973年出任勞工處處長,嘗任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可惜,亦有不少滿腔熱誠的年輕情報員因經驗不足,措事不慎,失手被日軍擒拿處死。
服務團其中一項影響香港命運的秘密任務,就是1945年8月英方知悉日本即將投降,命賴廉士派員接觸身在戰俘營的輔政司詹遜(Franklin Gimson),搶先恢復英國管治。身負此任的梁昌,就是經何鴻燊協助脫離香港加入英軍服務團。
英軍服務團計有約80人陣亡,部分人員由於以秘密身份工作,至死親友仍未知其身份,遂葬於鑽石山公共墳場的「抗日烈士墓」,而未能葬在赤柱或西灣軍人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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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服務團盾徽由團員梁宗義於大戰結束前畫成,團內大部份地圖亦由他繪製。盾徽中的拉丁文"Spes. Salutis"代表希望及救亡(Hope and Salvation)。大家亦可留意盾徽上的左右兩個星號。
香港淪陷後,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香港防衛軍陸軍中校賴廉士與其他守軍一樣被關進深水埗戰俘營。負責戰俘健康的賴廉士眼見日軍拒絕提供必要的醫療設備,決心組織戰俘逃走。1942年1月9日,在賴廉士的「雙料部下」-港大醫學院文員、戰地救護隊代理下士李耀標的協助下,賴廉士與另外兩名本為港大工程講師和物理講師的軍官成功逃出,到西貢獲中共遊擊隊(後稱「東江縱隊」)救援,再前往國軍控制下的惠州。
1942年5月,賴廉士的想法幾經轉達後,遂於曲江成立英軍服務團,進行情報工作,並營救戰俘和政商要人。情報員以個人編號識別身份,分為不同分支小組。英軍服務團分別幫助逃離香港的難民及英兵提供糧食和醫療,及重返盟軍旗下。情報員回港刺探情報、營救戰俘和被擊落的美國空軍機師,並策反太古船塢的工人阻礙日軍運用。
其中一個著名成員為徐家祥。徐家祥戰前就讀港大,其後加入後備消防隊參與戰役,逃出香港後受富商利銘澤邀請加入服務團,成為第65號情報員。1948年,徐家祥成為首位華人政務官,並於1971年至1973年出任勞工處處長,嘗任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可惜,亦有不少滿腔熱誠的年輕情報員因經驗不足,措事不慎,失手被日軍擒拿處死。
服務團其中一項影響香港命運的秘密任務,就是1945年8月英方知悉日本即將投降,命賴廉士派員接觸身在戰俘營的輔政司詹遜(Franklin Gimson),搶先恢復英國管治。身負此任的梁昌,就是經何鴻燊協助脫離香港加入英軍服務團。
英軍服務團計有約80人陣亡,部分人員由於以秘密身份工作,至死親友仍未知其身份,遂葬於鑽石山公共墳場的「抗日烈士墓」,而未能葬在赤柱或西灣軍人墳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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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軍服務團盾徽由團員梁宗義於大戰結束前畫成,團內大部份地圖亦由他繪製。盾徽中的拉丁文"Spes. Salutis"代表希望及救亡(Hope and Salvation)。大家亦可留意盾徽上的左右兩個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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