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xtplus/坐看雲起時/article/20160918/2_427934_0/-星期日文章-陶傑-潮流的反動-陶傑立法會議會選舉，年輕人全面上位，連同本土、自決或帶有港獨意識的一代思潮。

新的立法會，政府是否癱瘓尚未可知，但看年齡和政治訴求的結構改變，就可以知道所謂「人心回歸祖國」已經永久bye​bye。

十八年來，香港的傳統民主派，在司徒華李柱銘等人苦口婆心的請求之下，希望中國能實踐一點真普選的步伐。傳統民主黨的要求一點也不過分，一切只是按照當初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二○○七年可以普選」的軌跡，希望實踐真正的港人治港。

但中方屢次阻撓，由江澤民時代到現今的政權，大陸倒退對香港的管制愈來愈緊。當初微弱呼聲要求的民主得不到回應，甚而粗暴的打壓，於是只有迫使下一代對中國的感情意識脫鈎。不錯，就像英國退出歐盟一樣——但英國雖退出歐盟，卻並無脫離與歐洲一齊分享的西方耶教民主自由文明價值觀。英國人和歐洲人一樣認祖歸宗，崇尚的都是羅馬以來、文藝復興之後的人文解放精神。但香港下一代的港獨思想，則是將港幣和美元匯率完全切斷。七點八匯率脫鈎有什麼後果？不錯，就是港元無限貶值。現在也一樣：洪水放出，香港下一代與中國的背離有如大江東去，三魂六魄叫不回來了。

邱吉爾生前說過：民主引起的問題，最佳的解決辦法，就是開放更大的民主。邱吉爾此言，是對歷史的通徹頓悟。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下議院只容許莊園的貴族地主和物業價值四十仙令以上的業主有投票權。然而因為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人生而平等，自由精神蔓延。工業革命產生的小產業主、律師、銀行家，還有粗淺的技術人員，雖然不擁有土地，但也要投票權。

十八世紀初，英國的選區劃分，仍然是中世紀的舊結構。南方的一些戰略要衝和海口，人口稀少，但劃為一個選區。北方的曼徹斯特、列斯、利物浦，因工廠的開設，逐漸聚集了勞動人口，但按照六百年前的選區劃分，卻不成選區，連一個議席也沒有。下議院的議席分配，代表性嚴重失衡：地主貴族操控人口稀少的南方選區，每區兩個議員，北面工業人口逐漸膨脹的選區，二三十萬人口只有兩個議員，甚或沒有議員。

此時下議院內兩大黨派：保守黨和輝格黨（自由黨的前身），已經無法代表真正的民意。伯明翰一個經濟學家艾德活（Thomas ​Attwood）成立了第一個街頭政黨，叫做伯明翰聯盟，召集群眾在倫敦議會外街頭示威要求擴大普選資格，最終「一男一票」。

此時英皇佐治三世慌亂了手腳，輝格黨黨魁格雷伯爵主張因應民情而變革。他驅動改革方案，擴大選民資格，但方案在上議院過不了關。輝格黨緊急要求國王，一夜之間多委任幾十個輝格黨的勳爵，讓改革議案從速通過。但保守黨領袖威靈頓公爵挾滑鐵盧戰役之功，卻又百般阻撓。

到底是阻礙改革還是順應潮流？倫敦街頭已經出現暴力衝突。一八三二年，幾乎瀕臨內戰。但此時國王作出了明智決定，聽從輝格黨的建議，責成上議院通過了改革方案，從此洪水得到有效疏導，沒有形成革命的水災。

不是英國人特別天才，而是看到了華盛頓在大西洋彼岸、法國大革命在英法海峽的另岸，都宣示世界進入了新時代。舊的一套秩序，因為科技發達，工業擴張，已經不能符合人民的需要。十九世紀風起雲湧，英國在維多利亞時代雖然力存保守的傳統，但同時也推動改革，直到一九二八年婦女也享有全面的投票權。懂得向民意妥協，就是優秀的政府。

反觀遠東另一個古老大國，只知道一八四○年鴉片戰爭，自稱遭受英帝欺凌，沒有一個中國學生讀歷史的時候，知道鴉片戰爭前八年，英國已經展開了一場民主改革。所謂老牌帝國主義，已經不是目光短淺的中國人，有限的視野認知的那種：英國向遠東販賣鴉片，議會有許多輝格黨人是不認同的，覺得這種貿易不太公平。當東印度公司匯報要英國向中國發動戰爭，也有大量議員反對，最終六票通過。當英國發生驚天動地的改革時，中國這條所謂巨龍，還沉睡在自己的帝國鴉片大夢裡，頑固抗拒潮流，直到被西方文明勢力連番痛擊，打到落花流水。

今日的香港立法會，形勢相似：一樣是一大批老來頑固的中國既得利益者抗拒改革。真是一個老掉牙的問題，連我都覺得不想再討論，但相像的遺傳病，卻出現不同的病徵。今日殺進議會的年輕人，被罵為「數典忘祖」，有的又是所謂紅衞兵。你只能希望他們快點老去，時間快點過，讓他們早日進入中年，不但菱角消磨圓滑，而且以中國的習慣：年輕再激情，中年老年也趨向反動和停滯。不喜歡本屆立法會選舉，只能求神拜佛，希望時間過快一點，這六個年輕人代表快一點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