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中共高層集體行雷霆之執政作風，刮骨療毒，猛藥去痾，對黨政軍腐敗痛下殺手，朝野之間，無不拍手稱快。相繼有100多名省部級以上官員落馬，反腐沒有禁區，不設上限，沒有不受查處的「鐵帽子王」!2015年，中央打虎的腳步仍未放緩，過去的60多天裡就有郭伯雄、奚曉明、肖天、谷春立、張力軍等多隻老虎被打掉。

　　然而隨著周永康、徐財厚、郭伯雄、令計畫等黨政軍大老虎相繼落網，除了大老虎的貪腐事實令人瞠目結舌外，過去黨政軍大老虎扎堆結網、觸目驚心的現狀也令人匪夷所思!老百姓除了繼續力挺中央鐵血反腐除惡務盡外，更在呼籲挖掘深藏在中國黨政軍高層組織系統深層的「罪魁禍首」!老虎扎堆，盤根錯節，不能僅僅用用人制度的不足來掩蓋，更要追究用人制度的決策者與執行者的責任!盤點這些落馬高官的腐敗時間地點、陞遷路徑和巨大的關係網絡，這張貪腐巨網的源頭的指向，顯而易見，令人深思!

　　新 「四人幫」浮出水面
　　當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統戰部長令計畫嚴重違紀涉嫌犯罪一事被正式昭告世人時，中國民間最基本也是第一反應就是，這麼一來，一個新「四人幫」，算是湊齊了。這個所謂的「新四人幫」指的就是周(永康)令(計畫)徐(才厚)薄(熙來)。也有一個版本認為是周令徐蘇(即蘇榮)。
　　公眾把周令徐薄(蘇)喻為新四人幫，讓人立刻想到當年那個以江青為中心的王(洪文)張(春橋) 江(青)姚(文元)組合的老四人幫，也很自然地要把這些新老搭擋結成對子來一番比較。

　　先說相同或相似之處吧。最大的相同恐怕就是他們都是大搞朋黨政治的高手。結黨營私、拉幫結派、心懷權謀、以圖天下。這種朋黨政治最初常以地域、行業、熟人劃圈，雖有抱團取暖自保之意，但發展起來就是黨同伐異的獨立王國。有趣的是，他們在自已結為攻守同盟之死黨的同時，卻常常作賊心虛地指責別人搞什麼「軍事俱樂部」、「裴多菲俱樂部」、「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兩伙人另一個相同之處就是他們都在向上爬的階梯上耍盡手段殘害忠良、殘害百姓，甚至殘害他們本家那些良知未泯的親屬。在道貌岸然的外表背後 不惜刀頭蘸血、殺人掩丑遮髒。猙獰的面孔在那些無辜的生命旁邊蜉游，多少人因為他們的瘋狂與報復而沉冤似海……說他們凶殘、說他們是戴著紅帽子的黑幫難道會冤枉他們嗎?

　　當然也有不同之處。譬如，他們在攫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道路上有著明顯不同的特點。老四人幫在篡奪最高權力之前，是以言行乖戾、翻雲覆雨、大耍政治陰謀手段為主。儘管他們在生活上也是極盡享受奢華之能事(如江青獨霸北海公園等劣行)，但總體來說，尚未查出他們有直接收受巨額賄賂大肆斂財之舉。而新四人幫卻是搶權斂財兩不誤。他們一方面為攫取更大權力策劃於密室，並在各個層面糾結黨羽;另一方面則瘋狂地侵吞國家財產(包括軍費)，大肆收受賄賂，賣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縱容親屬子女在各經濟領域為非作歹、偷稅漏稅、敲骨吸髓。僅從現在仍屬冰山一角的披露材料中就能看到，新四人幫涉嫌經濟犯罪的數額己達到十分駭人聽聞的程度!

　　譬如，周永康擔任公安部長期間，廣東、遼寧、重慶、河南、江蘇等省市刑事發案率比公安部上報給中央政府的案發率要高出150%至200%，但是各省公安廳都刻意壓低實際刑事案發率，後被內部人士舉報到國務院和中紀委。中共中央紀委調查組在這些省市考察後掌握一些情況，相關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兩會上連續3年發出提案，抨擊社會治安惡劣，要求整頓公安系統，撤換公安部長。另外，中國國務院曾3次給公安系統撥款270多億元用來提升裝備和培養公安隊伍。舉報者稱周永康置公安隊伍編制按照人口和地區等最低配備要求，短缺數萬人員的事實於不顧，將國務院劃撥的這些經費挪用搞福利、設小金庫。

新「四人幫」的背後老闆
　　凡有政治常識的人都會明白，新一屆中共高層在中國掀起的反腐風暴，對中國的執政黨和中央政府以及中國軍隊來說，如同當年打倒老四人幫時，中共各大媒體一致稱之「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一樣，今日之果決以及今後仍會有的重拳肅貪，同樣是「救」民「救」國於危機的戰略之舉!老百姓盼望中共能如36年前清除老四人幫後迅速找到正確的國家發展方向一樣，也能在這次反腐風暴中再一次自我革新，乘勢而上，清理制度沉痾，化解社會危機，有效清除滋生巨貪民賊與竊國之盜的淵源。

　　而熟悉中共歷史的人都心知肚明，新「四人幫」其實依附著一個共同的「老闆」，這個「老闆」是誰呢?從人的角度來看，誰掌握最終的人事大權，包容他們的毛病，不斷提拔他們的人就是他們的老闆。周永康的幾個關鍵性的提拔，都有一個退而不休又掌握大權的人的影子在背後(1999年，周永康轉到地方，擔任四川省委書記。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召開，靠著石油幫老大曾慶紅的提攜，周永康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並出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副書記;同年12月，周永康被剛卸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提拔為公安部部長，成為繼華國鋒之後，中國25年來首位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的公安部長);徐才厚、郭伯雄的提拔，更是那個退而不休的影子在軍隊代理人的角色被任用的(從徐郭二人的簡歷中不難看出，兩人都在1999年江澤民出任中央軍委主席時成為中央軍委委員，並先後在2002年和2004年以軍方最高代表的身份晉陞為中央軍委副主席);蘇榮交橫跋扈卻不斷被提拔，就是與「老闆」代理人的權力交易的結果;令計畫的背後如何，筆者無從查證，仍不清楚，但是其弟令完成(王成)也是通過令計畫建立了盤根錯節的利益勾連關係，顯然也維繫在「老闆」或者「老闆」代理人的權力周圍。

　　香港報章《南華早報》2015年3月援引軍方消息人士稱，徐才厚和郭伯雄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卸任後繼續施展決策影響的代理人，架空而使時任軍委主席胡錦濤陷入孤立，是江派的最大依仗。但是，中共黨內不乏正義之士，因此新「四人幫」之流在他們不同的官職任期內均遭到過檢舉揭發，但由於受到時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江澤民的庇護，這些人非但未受查處，而是官運亨通、不斷陞遷。就這樣，大傘護小傘，蔚為壯觀，組成了如今最為龐大的中國腐敗網。

　　「老闆」是誰?江澤民是也。「老闆」會不會被揪出?人民群眾拭目以待!

　　退而不休權力操縱
　　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澤民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最高權力位置退下，卻只交政權不交軍權，在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由胡錦濤接任的同時，仍留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也正是這一年，周永康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副書記，公安部部長;這一年，徐才厚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委員，國家軍委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這一年，郭伯雄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家軍委委員。

　　直到2004年，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分別掌握了對內的武裝力量和對外的軍事力量之後，江澤民才請求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從正面退出中國政壇，但他在中南海的「江澤民辦公室」依然繼續保留。

　　據悉，江澤民自中共十六大退休後，不斷以「江澤民辦公室」名義就政治局工作、政策、決策和不同事件作出批示達350多次，建議、意見、看法等書面材料48份，還召開過20多次座談會，引發中共黨內極大反感，中共元老宋平曾當面警告江澤民要「自我約束」。2010年6月4日，《炎黃春秋》雜誌刊登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田紀雲的文章，稱「到了眼睛睜不開了，嘴巴合不攏了，腰也直不起了，頭腦也不清醒了，還賴在台上，是不討人喜歡的」，文章被指是暗批江澤民「退而不休」、「老人幹政」。

　　對權力的眷戀，倒行逆施，讓身處權力頂點十餘年的江澤民，親手打造了一張巨大的貪腐網絡，提拔了無數巨貪。從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三人所犯之事就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上樑不正下樑歪，骨子裡已經壞了，爬滿了蛀蟲。

　　而十三年前，一位香港女記者採訪江澤民時提了一句逆耳的問題，結果惹得這位領導人很不高興，指著對方厲聲訓斥：你們這些記者就是喜歡瞎起鬨，太幼稚、太無知。中國有句話叫做悶聲發大財，你們知不知道? 這句話是最好的!

　　回頭看，「悶聲發大財」的最高指示便是江澤民時代中國黨政軍與國企腐敗叢滋生的溫床!

亡羊補牢的新規
　　7月28日, 中共中央《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簡稱《規定》)正式發佈，明確官員「下」的六種渠道，將五類情形納入問責範圍，詳細列明官員或被「調崗」的10種具體情形，闡明問題官員「復出」的前提條件……這份近3000字的文件可謂條條關聯官員的「烏紗帽」。被視為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共關於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文件，也是執政黨歷史上首次對「能上能下」作出制度性規定。

　　中共的人事體制直接受前蘇聯社會主義的影響。其中最大的兩個缺陷，一是干部終身制，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通常一旦上任就不退休;二是「幹部能上不能下」，官員一旦達到某一職位職級，除非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或者涉嫌犯罪，就決不被「貶官」。這樣一來就形成了「要麼當到老，要麼進監獄」的兩極化現象。這直接為「老闆」及老闆的代理人打開了方便之門!

　　在人事體制改革近年來未有重大實質性突破的背景下，「能上能下」於十八大後正式敲定，並非偶然。要更好理解《規定》的出台，兩個重要背景不可忽略。

　　第一個背景是，在經歷一輪反腐高潮之後，以往偏重於「上」的用人制度的負面影響，被更深刻的認識。譬如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曾在省部級領導幹部培訓班上，說過這樣一段話:「這些高級領導、腐敗官員的案件，組織上受到的傷害遠大於其個人付出的代價。」而「能上能下」一旦能夠被確立，將大大改變官員只能因重大違紀違法才能「下」的局面，這對於官員和組織來說都是好事。

　　而在規定頒布前，「斷崖式降級」的出現，已經是在提前踐行「能上能下」的原則。如2014年7月16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佈消息，雲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市委原書記張田欣和江西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智勇被開除黨籍的同時，均被取消副省級待遇，張田欣降為副處級非領導職務、趙智勇降為科員。從副省部級降為科員，趙智勇罕見地連降7級，被輿論形容為「斷崖式降級」。

　　強勢反腐加劇的人事變化幅度，對人事任免的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上能下」規則的確立有助於在這方面掃除既有的人事安排阻礙。在關於什麼樣的幹部得「下」方面，規定列舉了六大類人群：一是到齡免職(退休)，二是任期屆滿離任，三是問責處理，四是不適宜擔任現職，五是健康原因，六是違紀違法免職。

　　照此規定，新近落馬的原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就是第六種人。文件裡規定得言簡意賅：幹部因違紀違法應當免職的，按照規定程序及時予以免職。而文件是7月19日正式施行的，周本順算是撞上了新規，7月24日被宣佈落馬，28日即被免職，效率之高，可見一斑。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還認為，《規定》向庸政、懶政、怠政宣戰，明確官員「不作為」也要「下」，也是為防止高壓反腐後政府出現空轉失速。

　　此外，反腐中所發現的一些問題，也被吸納到此次規定中去。如在原有的領導幹部被問責的7種情形之外，這次規定追加了「在較短時間內連續出現違紀違法問題」、選拔幹部任人唯親、營私舞弊，或者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和身邊工作人員約束不力等5種情形，深度契合當前的反腐現實，進一步提升了用人制度的現實針對性。

　　另一個背景是，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促進治理現代化的背景下，對於幹部隊伍能力的要求已越來越高，改革領域亟需敢闖敢幹的改革干將和闖將。「能上能下」制度確立後，對於營造一個更具活力的用人環境，促進用人上的正向淘汰，杜絕幹部隊伍的平庸化將起到重要作用，以更好適應治理現代化對幹部隊伍能力素養的新要求。

　　而觀察人士人認為，出台「能上能下」試行規定，意味著中共自身的人事體制正在進行「現代化」轉型，中共正在借鑑現代的管理學理論，包括企業管理的思路重塑自身的人事體系。在這種體系下，幹部「能上能下」，強化了對在任幹部的約束和激勵，將成為調動幹部的工作積極性，打擊庸政懶政的一把「利劍」。同時，這把利劍更有助於清理斬斷潛伏在「老闆」庇護下的腐敗巨網!

　　是時候問責源頭了!「不論什麼人，不論其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肅追究和嚴厲懲處」、「反腐敗沒有鐵帽子王」，人們堅信新一屆中央高層集體的話擲地有聲，說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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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晚，夢熊起光頭頂講好似好爆，咁上網睇下，原來佢起〈Dream Bear天下〉15-09-15 己講過；不過篇野係九月一日出，哥仔呀，江老虎 9.3 閱兵當天先露面，係咪好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