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70年】
【本報訊】聖士提反書院門前，一塊紅色告示牌寫着：「此處一帶，在日佔時期用作赤柱集中營，數以千計平民被困。」日軍佔領香港後，把該校至赤柱監獄外圍一帶劃為集中營，拘禁約3,000名居港外籍平民。70年前的8月30日，香港重光，英國海軍少將夏慤到訪集中營，英國國歌奏起，大批營友重獲自由，包括3歲英籍小孩高德禮（George Cautherley）。
記者：白琳





赤柱半島迎海山坡上，鋪滿高德禮的孩提足印。他是在集中營出生的52名小孩之一，在營中沒穿過一雙鞋子，患過兩次痢疾，險些被空投炸彈炸死。然而他的童年回憶只有快樂，戰爭帶來的恐懼和痛苦，都由大人承受。高母曾對他說，他的出生，就是全家在集中營裏活下去的理由。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任職滙豐銀行的高父與妻子先被日軍移送上環妓寨暫居，一個月後與其他外籍平民乘船到聖士提反灣碼頭，押往赤柱集中營，展開沒有刑期的拘禁。同年9月2日，高德禮在營內白沙灣醫院（Tweed Bay Hospital）出生。
高德禮一家三口住在營內平房走廊，以布簾與其他營友分隔，窗外看得見赤柱監獄操場。高父認得所有英籍囚犯，每天負責探視窗外，向營友首領秘密匯報哪個囚犯遭處決；高母則在營內典當所有首飾，務求讓兒子吃飽。

遇美軍誤炸險死

對高德禮來說，集中營就是整個世界，被拘禁也不自知，「我是個快樂小孩，地獄般的生活於我而言只是尋常」。囚牢中的童年回憶，美好而依稀，他記得小碗盛了白粥後變得燙手的觸感，還有營友在聖誕節用鐵罐製作的星星裝飾，小床爬滿蟲子也教他興奮莫名。
高德禮尤其喜歡和藹可親的日籍牧師Uncle John，「我跟他握手後，就不讓媽媽替我洗手」。據《Hong Kong Internment,1942-1945》一書所載，那位牧師名為Watanabe Kiyoshi，曾偷運醫療藥物進營，是少數善待營友的日本人之一。其後牧師全家在廣島原爆中罹難，剩下他一人生存。
集中營不時有人因意外或疾病致死，高德禮記得，有次在平房外空地玩耍忽然被媽媽抓起，跑回平房裏。他長大後才知道，那是1945年1月16日，該營遭美軍戰機誤投炸彈，14名營友遇難，部份在空地玩橋牌時被炸死，殘肢埋在赤柱軍人墳場。
高德禮的媽媽曾向他訴說，集中營的生活充滿恐懼，曾聽聞日軍投降後，所有營友將被屠殺，幸好最終沒有發生，「爸媽不知道在營中能熬多久，他們需要生存目標，這就是我來到世上的原因」。




日軍旁模仿步操

戰後高德禮不時出席營友聚會，席間提及他不曾記起的往事。一名較他年長12歲的營友憶述，在營內空地看見兩名持槍日軍步操，一個小孩在旁模仿其操兵姿勢，日軍見狀捧腹大笑，該營友怕小孩遭遇不測，立即抱起他拔足逃進平房，那個小孩正是高德禮。
集中營衞生惡劣加上糧食不足，高母分娩時患上瘧疾和貧血，靠輸血保命，襁褓中的他由其他年輕女營友輪流照顧，其中一人是Violet Mitchell，即戰後嫁給港大校長賴廉士的Lady Ride。40多年後，他與校長夫人重逢，「她說在營中經常把我抱在膝上，我對她完全沒印象」。
高德禮獲釋隨家人返英，1964年「回流」香港從事藥物經銷。回想返港那天，他重拾孩提時的習慣，站在維港渡輪上細看打向船邊的浪花，「我當時在想：這就是我的家。不論甚麼國籍，你總會視自己出生的地方為家」。後來他擔任民主促進會副主席，留港生活至今。他認為集中營的生活再苦，都不及營外的華籍平民，營內營外的歷史都是香港的一部份，「年輕人必須認識這段過去，別讓我們的歷史留下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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