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太林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是高度集權的體制。這種體制能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取得工業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顯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時間裡使蘇聯成為歐洲第一強國、世界第二超級大國。然而這種體制（計劃經濟）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的發展規律，壓抑了地方、企業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加上它在政治上無情地消滅各種反對派和壓制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嚴密控制，使整個社會在急速的大爆發之後，處於僵化、封閉和麻木的狀態。為了樹立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形象，蘇共犧牲人民利益，大搞「面子工程」，在財力不支的經濟條件下，與美國搞軍備競賽和太空競爭，耗盡民膏民脂，雖外表有超級大國之名，與美國平起平坐，蘇共的臉上有光，但大多數百姓的生活沒有得到實質性改善，人權沒有得到保障，最終導致國庫空虛，外強中幹，民怨四起。

在一黨專政的制度下，蘇共成了蘇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特權階級，很多人入黨並非出於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是為了獲得政治權利、社會地位和經濟利益。黨的大小官員通過貪污受賄、權力尋租、變賣國有資產等手段，把人民財產轉移到個人腰包裏，而他們又無法公開享受這些通過非法手段獲得的財富，要麽隱匿，要麽轉移到國外。為了能光明正大地享受竊取的財富，黨內不少官員也急切希望蘇共早些垮台，讓蘇聯改變社會性質，在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招牌下，把貪腐到的財產合法化。蘇共後期，黨內不乏投機分子，他們一旦發現黨再也不能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私利，就會背叛這個黨。當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12月25日宣布蘇共解散時，一個2000萬人的大黨竟沒人站出來捍衛蘇聯共產黨？

蘇共的執政地位只是一層脆弱的華麗外殼，這個外殼一旦受到哪怕很小的一點外力沖擊，頃刻之間就土崩瓦解了。不只是蘇聯，東歐各共產黨政權的倒台，幾乎都出於同樣的原因。香港人不要妄自誹薄，雞蛋與高牆，倒下的可能是高牆。稍為對中共有點常識的人都會知道，現時中共的處經其實與當時的蘇聯十分相似：貧富懸殊、司法不公、官民沖突、貪污腐敗、群體事件、金融危機、經濟放緩、環境災難、資金外逃、外交困境、軍事冒險、民族衝突等等。中共倒台幾乎只是時間問題。

蘇聯和中共的分別在如中共可以以史為鑒，從而中共知道即使是微小的政治改革的後果也可以非常嚴重。1991年8月19日，蘇共中的保守派發動了一場不成功的政變，軟禁了當時正在黑海畔渡假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兼蘇聯總統的戈爾巴喬夫，試圖收回下放給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同時終止不成功的經濟改革。但是在人民、軍隊和大多數蘇共黨員的聯合反對下，政變僅僅維持三天便宣告失敗。雖然戈爾巴喬夫在政變結束後恢復了職務，但聯盟中央已經無法控制在平息政變的過程中，大大加強的加盟共和國的分離勢力。

1991年12月25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下令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並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戈爾巴喬夫辭去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並「建議」蘇共中央委員會自行解散，蘇聯共產黨就此正式解體。819政變後，東歐多國（Eastern Bloc）宣報獨立，並脫離以民族劃分的加盟共和國（Republics of the Soviet Union），成為十四個聯合國會員國。

這些國家之所以會極速宣佈獨立，是因為俄羅斯民族問題一直未能解決。俄羅斯的民族問題是從1547年起 俄羅斯沙皇帝國遺留下來的問題。俄羅斯在歷史上多次對外擴張，吞拼了多個東歐國家或民族。十月革命雖然打碎了舊的沙俄，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但是舊俄疆域上形成的多民族國家共同體及其民族問題卻遺留了給蘇聯。民族問題的嚴重性和民族關係的複雜性，加上蘇聯處理民族問題的一系列失誤，使民族問題未能得到根本解決。此外，民族主義被視為蘇維埃和社會主義的對立面而受到打壓，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精英多被處決，民族語言文化和民族意識遭到摧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時和戰後，蘇聯還對境內的波蘭人、芬蘭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伏爾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亞韃靼人、車臣人和遠東朝鮮人等少數民族實行了殘酷的種族清洗和種族遷移。

中共比蘇聯更好鬥，一有少少來自民主改革的自由，便會四分五裂，或令中國分成多個諸候國。其實現時中共的官僚制度已經有點封建，地方領導將地皮分給親屬、自己派系的功臣。因此，中共内部只會内鬥不斷、在位者必定會以高壓手段去管治黨内外。所以，防止在中國出現戈爾巴喬夫、防止出現民主化所帶來的政變，是中共政權「居安思危」、「不走邪路」的關鍵所在。要中共自己政治改革是不可能的事：郝鐵川自己在2008年的網誌寫了關於「對蘇聯解體的反思」 的文章，他認為蘇聯的解體，是因為「一群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份子推波助瀾，使得蘇共採納了激進主義的手段來進行改革」。這些「過激行動」包括：全面推行私有化、容許多黨制出現並容納進入議會發出異議、修改憲法，放棄蘇共的「領導黨」地位、修憲更將「人民代表大會制」（蘇維埃模式），改為「西方的三權分立」政府模式，並由全民普選產生「最高蘇維埃」（三權分立下的立法議會），而不是由「黨指揮選舉」產生。

簡單而言，中共就是不會有實質的政治改革，也不會給香港有真民主。沒有民主，社會問題則不會被解決，香港亦只會每況越下。但中共不改革不代表中共不會倒台。中共不改革其狀況如蘇聯解體前：中共天天在內鬥（團派、江派、太子黨等等），近幾年出現了多單內鬥的新聞，當中亦有涉及軍火、軍隊的（天津大爆炸很可能是内鬥的後果）。早一星期，經濟學人亦發表文章警告，即使中國經濟出現巨大問題，其政治狀況卻應是世人最關心的：習近平無視中共黨内的慣例（如整頓政治局委員薄熙來、周永康和解放軍主要將領徐才厚、郭伯雄），即使能暫時掌控政權，但樹立了很多敵人，令中共政治環境變得更複雜、更不穩定。

一個政府的認受性（legitimacy）可以分成兩種：輸入式認受性（input-oriented legitimacy）和輸出式認受性（output-oriented legitimacy）。輸入式認受性是指人民在選舉上甚至政府政策上的參與程度，輸出式認受性是指政府在管理上能否有貢獻。第一種認受性中共從來都沒有，第二種反而有些。但當中共連經濟也弄不好，它的認受性就會插水，令民怨四起，大型示威、騷亂不能受控，而且這些動蕩會持續，這進一步會令中共失去管治權。正如蘇聯一樣，中共的執政地位只是一層脆弱的華麗外殼，這個外殼一旦受到一點外力沖擊，頃刻之間就土崩瓦解了。假設現時中央政府不能解決中國多個嚴峻的經濟問題（詳細分析請閱 雲起峰：中國經濟面臨崩潰？），其輸出式認受性便會降至零。一個毫冇認受性的政府，再加上自身的動蕩、内鬥，中共只會倒台。如蘇聯一樣，黨內不乏投機分子，為了能光明正大地享受竊取的財富，黨內不少官員也會急切希望中共早些垮台，令社會性質，從而在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招牌下，把貪腐到的財產合法化。他們一旦發現黨再也不能給他們帶來更多的私利，就會背叛這個黨，即使中共倒台也不會有異議。

但中共的消失未必會馬上帶來民主，蘇聯解體二十五年後，俄羅斯現在也不見得如何民主。即使有民主，以現時中國人的質素、智商，中國的民主會充滿中國特色，可能變成軍伐割據，或演變成民粹主義，清算富人、官員、或對外擴張。

蘇聯只有短短六十九年歷史，中共從立國到現在已有六十六年，現在出然的多種社會問題與蘇聯解體前十分相似，中共或許從蘇聯解體學到不少，亦無需跟美國軍事競賽，中共的壽命或許會比蘇聯的長，但上述文章已經分晰了中共改革與否的後果，中共只有死路一條，倒台只是時間問題。將香港的民主與中國的民主步伐掛勾實在有點膚淺。所以，香港人必需要有強烈的身分認同、自身民化（中西文化合璧）和要有完全恢復主權（Sovereignty）的準備（按：要如可準備，請參考城邦主權論或民族論）。到時，香港要像東歐國家般抓緊機會宣佈獨立，臺灣、新疆、西藏、内蒙都會相繼宣佈獨立。中共倒台，其在香港的勢力肯定崩潰。中共倒台會令港共失去上頭的指示，亦失去財力，本身號無獨立思考的建制派便會變成一盤散沙。只要香港仍實行基本法、司法尚算獨立、立法會仍然是立法機關，只要一點政治壓力（如大型遊行），建制派就會雞飛狗走。中共不再存在，香港就能單方面修改基本法，令命運真正落入香港人自己手中。如果把主權問題留待中共倒台時才去諮詢、討論，或會失去獨立的良機。

至於恢復行使主權後，香港和中共倒台後的中國的關係，或許會和現在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的關係十分相似：中國（中原地區）對「失去了」的地方會虎視眈眈，有軍事沖突亦在所難免（如烏克蘭）。香港必需搞好國際關係，可以考慮與東亞國家（如台灣、日本、南韓）、南洋國家（如對廣東話地區普遍友好的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甚至越洋的美國）結盟，亦可以考慮重提加入英聯邦（英國、印度），好讓在有需要軍事援助時無需孤軍作戰（如北約對東歐的軍事援助），多盟友對香港經濟亦會有非常大的幫助。最理想的當然是與中華其他地區組成聯邦，復興華夏。香港又可以考慮仿效歐盟，成立以國際法互相約束的跨國機構，以保障地區繁榮穩定。雖然到時的政治現實未必會容許這些理想的存在，但是香港人必定要莊敬自強，香港立國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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