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日報社論 1967年11月16日 星期四

論學校和家長的責任問題
－－大家還能無視港共毒害青年學生的事實嗎？

死不認輸的港共黑幫，近日儘可能的驅使學生充當暴徒，由學校鬧到街上，鬧到法庭，乃至於投放炸彈，猖狂搗亂，無所不為。而這些鬧事學生，並不全屬於左派學校，其中就讀於官校或教會學校的，也屢見不鮮。尤其是教會學校，似已成為港共全力「進攻」的目標。在這以前，已有聖保羅中學、皇仁中學等學生鬧過事，最近又有庇理羅士女校、西貢崇真學校的一批學生，因發表煽動言論或行為不檢而被控被罰。在此等犯法學生中，每次在法庭受審都照例大吵大鬧，高呼「抗議」，而在那些「仁慈」法官圖以「簽保」手續給他們了案時，這些學生又幾乎毫無例外的寧願坐牢，也拒絕簽保。如昨天有自稱為「凌紅」、「張紅」的兩名十七歲女生，[#990000]因拒絕簽保，已被判徒刑一年[/#990000]，並由法官建議刑滿後遞解出境。又有庇理羅士四名女生，因拒絕家人保釋，累到幾個慈母淚灑公堂，傷心欲絕。這些學生都是官立或教會學校的學生，但其深受共黨蠱惑，以能「藐視」香港法律為「光榮」，則如出一轍。

當港共黑幫陷於窮途末路中，他們伸其毒手於各校學生，這是一種可以逆料的發展，並不使人驚異。因為港共過去的利用對象，多為流氓地痞，非錢不行，這些社會人渣，一旦失手被捕，又會自動供出幕後的組織或首領，以求減輕刑罰，更無所謂「信仰」可言。現在由於港共財源枯竭，「收買」政策，宣告破產，那就祇有改絃易轍，出以蠱惑學生的一途。而他們蠱惑學生最「有利條件」的一點，是這些身心都未成熟的青年，沒有家庭負擔，不辨是非黑白，又有一種易於衝動的思想和性格，如果一旦落入共黨魔手，那就不愁其不受利用，雖身陷刑章，也無所顧惜。港共如此毒害青年，雖也不能挽救他們的滅亡命運，但這種毒手之足以造成無數悲劇，這卻是無論學校當局和家長，都非要提高警覺，善為防範不可的。

就這些犯罪青年的意識形態看，那完全是大陸「紅衛兵」式的複本。如那認名為「凌紅」、「張紅」的兩個女生，和較早以前一個認名為「陳恨英」的女生，我們可以肯定都是假名而非真名，是思想中毒的現象。為甚麼她們有真名不用而用假名呢？這不是她們畏懼真名暴露，而是認為這樣可以表示她們思想之「紅」，和「恨英」之切。這種改名方式，在大陸紅衛兵的許多故事中，就有過不少的例子，如最初替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一個女學生，原名「宋彬彬」，因毛酋對她說了一句「要武嘛！」她就立即改名為「宋要武」，自此以後，那些改名為「向紅」、「尚武」之類名字的學生，就不知有多少。現在那些受共黨蠱惑的香港學生也以改名為時尚，足見他們已經受到「紅衛兵訓練」相當深度的影響。

根據這些事實，我們就有必要進一步討論學校當局和學生家長的責任問題。

先說學校當局，我們認為，今天最受共黨敵視也最不堪共黨衝擊的，就是教會學校和官立學校，而港共提出的「粉碎奴化教育」這口號，也顯然是以這些學校為目標。在表面看來，香港的教會學校似乎也很注重「思想訓練」，大規模的天主教學校，更多附設有「教堂」，我們不能否認，這種「宗教形式」的訓練，未必沒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但如說這樣就可使每個學生都信仰上帝，「獻身於主」，這卻是絕不實際的天真想法。一項人所共知的事實，本港中學會考設置的「聖經」一科，即使學生為了應考過關而硬啃死讀，但許多在應考之後，就忘記得一乾二淨的。而教會學校還有其不易對付共黨「學運」挑戰的弱點，就是那些天主教學校，多由外籍神父或修女主持，他（她）們有許多不識中文，也嚴禁學生用中文講話，無論這種教育方式是否高明，這都等於替港共所稱「奴化教育」提供了藉口。還有好些近年開辦的學校，掛的是「教會」羊頭，賣的是「學店」狗肉，這對防止共黨的陰謀搗亂，更是最弱的一環。至於那些官立學校，因為教職員都拿着一隻金飯碗，他們大多都祇知「授業」而忽略了「傳道」的意義，對學生思想言行，不願多所過問，以免惹來麻煩，這種風氣由來已久，自也有利於港共黑幫的滲透。而這些，正是香港許多學校當前存在的通病，根據學校對社會的責任和關係，那是非要有所檢討矯正不可的。

再說一般的家長，他們子弟走向歧途，無論如何存心掩飾，也不會毫無跡象，所謂「冰深三尺，非一日之寒」，祇因好些家長平日對子弟疏於管教，也不大留心他們的言行，等到子弟一旦犯罪被控，這才如夢初覺，悔恨交併，實在至堪惋惜。現在許多青年已經被共黨毒害，他們是更不能不善盡其家長責任，好好留心自己子弟的管教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