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北周、隋、唐幾代政權的特點可以用“關隴”二字來闡述，關隴是一個政治集團，源自鮮卑宇文泰的八柱國（類似清朝的八旗）。以隋、唐為例，隋文帝楊堅本身便是關隴集團的一員。至於唐朝，李世民的父親是李淵，李淵的父親是李炳，李炳的父親是李虎，李虎就是西魏北周時期的八柱國之一。而且李唐也自稱出自隴西李氏，以西涼李暠的嫡裔自居，因此唐太宗修《氏族誌》時，將皇族置於諸士族姓氏之首，唐《姓氏譜》載“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為第一”。到南宋鄭樵編《元和姓纂》“言李者稱隴西”。關隴集團這群人姓名改了又改，從姓名上很難區分其民族，但只要是貴族就幾乎都是鮮卑種。

唐高祖李淵父系的七世祖李暠，就是晉末張掖地區（月氏故地）西涼國的涼武昭王，是典型的禿發（拓拔）鮮卑，後為南匈奴單於沮渠蒙遜吞並。《魏書·列傳》記載，西涼滅後李暠的後裔李翻投奔了阿爾泰山的柔然，曰：“翻，字士舉（休屠），小字武疆（無者），奔伊吾（阿爾泰山），臣於蠕蠕（柔然汗國）。李翻的兒子後來投奔了拓跋北魏，為“鎮西大將軍”。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名叫李虎是代北武川（今內蒙古）人，是西魏鮮卑八柱國之一，另有“唐國公”稱號。

鮮卑和匈奴一樣，是蒙古種族、蒙古語族。李世民的母系同樣是鮮卑人，從李虎娶妻“獨孤氏”（西魏鮮卑皇族）。李淵的皇後即李世民的生母也來自鮮卑，史稱“竇皇後”。李世民也娶妻鮮卑，稱“長孫氏”，唐朝皇室難覓一絲漢民族血緣成份。

《隋唐嘉話》記載，單雄信曾呼李世民之弟李元吉為“胡兒”,李元吉小字亦叫“三胡”。《舊唐書》記載，一直到李淵的曾孫滕王李涉都是“狀貌類胡”，也就是長相體形都是胡人，和漢人完全不同。李世民有廢太子名叫“承乾”，史載他椎髻，說胡語，吃胡食，愛慕突厥狼頭纛，甚至不願過宮廷生活，喜歡去草原遊牧，結果被廢黜。同樣的事情北魏也發生了，魏孝文帝太子元恂留戀草原竟不願南下，被迫南下後又擅自北上，孝文帝大怒，把他廢為庶人。兩個太子的行為已經清楚地反映出他們的民族背景。

李淵當初起兵也並非一人，他是與突厥國始畢可汗聯手幹的。當時始畢可汗與李淵是君臣關系，他們可能還有血緣關系。史載李淵與始畢可汗有約，曰：“若入長安，民眾土地 入唐公，金玉繒帛皆可汗有之”。他們聯手內侵，遵循著匈奴以來結盟南下的傳統（***清朝的滿蒙聯盟）。由於有突厥可汗的武力撐腰，李淵順利取得關中重地，突厥則滿載而歸。我們看到唐初的“刺史”（地方軍政首領）為清一色的突厥人，並且都是世襲，那是遊牧民族固有的氏族軍事組織的影子，與遼金時代的“探馬赤軍”蒙元時代的“達魯花赤”相同。

李世民會說突厥語也是明白無誤的。史書記載唐高祖李淵時突厥國頡利可汗率軍攻入渭水便橋，秦王李世民迎戰。在橋邊李世民屏退左右，單獨一人“與頡利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太宗獨與 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舊唐書》）。其時李世民曉之以理，動之以情，還有誘之以利，於是突厥人抽身引退，並相約幾天後便橋再會。其後他們如約 而至，“刑白馬，與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史載突厥薛舉可汗及部下常與李世民共同圍獵，“太宗與之遊獵馳射，無所間然”，於是突厥部眾“鹹願效死”。如果李世民平時說漢語就不可能出現“無所間然”的情況。李世民頻頻狩獵，“狩與堯山”，“狩與岐山”，“狩與驪山”，不絕於史，這顯然是遊牧民族的生存方式。

而鮮卑人學漢語認同漢文化，無非就是對被自己統治下的漢人搞的一種統戰政治手段。這就如同元、清，以及後來日本統治的滿洲國也認同中國文化，漢語也是滿洲國的常用語言之一，而且滿洲國發行的貨幣上都印有孔子頭像，說穿了就是一種統戰洗腦的手段，把這種廉價的“認同感”視為榮耀，實在有些可悲。

史書記載唐王室屢現“亂倫”之象，太宗死後唐高宗便把太宗的美妾武則天擁為己有了。所謂“亂倫”是後人的說法，在唐高宗看來並無此嫌疑，“妻其後母”是遊牧民族的古老習俗，對於遊牧民族出身的唐王室來說不存在道德障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遊牧民族自古沒有守寡的傳統。武則天的故事與清初皇太後下嫁多爾袞類似，在當事人看來並無不妥，完全符合風俗習慣。

我們看到唐朝與遊牧民族交往的那種深度和廣度是漢民族創建的朝代從未有過的，因為統治者的血緣對其基本國策必然產生深遠的影響，唐朝皇帝的遊牧民族血緣正是 唐代開放大氣的深層原因。歷史上中國人一直在回避唐朝皇帝的血統來源，因為不願看到大唐盛世與胡人的關系。當我們以此去閱讀和思考《舊唐書》的時候，許多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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