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 - 香港民族主義的逐漸興起

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時刻：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
菜市場政治學 2014/08/14 發表於 • 國際 •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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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叡人（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

「一個政治上尚未被組織起的部落仰賴昔日共同從事政治行動的記憶而存活著。典型的共同政治行動，如一次征服，或一次抵抗。然後，關於這個行動的種種記憶，就構成了這個部落。」

─ Max Weber
1.
自2011年以來，我們在東亞見證了一個具有世界史意義的非凡事件（world-historical event），也就是香港民族主義（Hong Kong nationalism）的逐漸興起。這個新興的民族主義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一環出現，並且正在對運動的未來走向產生深遠影響。香港民族主義雖然是一種晚期民族主義（late nationalism），但卻是一個形式與內容都相當完整的民族主義運動，因為它同時包含與體現了「nationalism」一詞的三重意義：群眾情感（sentiment），意識形態，以及運動組織。

香港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有社會基礎的群眾情感，表現在香港人日益強烈的香港認同。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HKU POP）所做的香港市民身份認同調查顯示，2011年以來已經有平均四成左右的香港市民認同自身為純粹香港人（不包含中國認同者），而純粹「中國人」認同則掉落至兩成以下（註1）。香港認同穩定增強的現象在年輕世代似乎更為明顯。

根據港大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最近針對港大學生所做民調，有48%學生自認為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本土派」，而認同「大中華」者僅15%。關於最適合香港的政體，雖然多數（68%）主張維持一國兩制，但竟有15%學生認同「香港獨立成國」。而針對如果香港舉行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結果不受北京承認」的問題，有37%表示贊成，而在北京承認公投結果的前提下，支持獨立者達到42%，超過了反對的41%（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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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意識型態，香港民族主義目前主要表現在兩個比較成熟的香港政治本土論述之中—政治評論家陳雲在《香港城邦論》（2011）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倡的城邦自治論，以及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雜誌（2014年2月號）首倡的香港民族自決論。這兩種論述以不同的方式、理論根據與策略，對香港的政治主體性提出了相當成熟而複雜（sophisticated）的論證。他們並非少數知識精英在書齋空想出來的孤立論述，而是嘗試對上述香港住民日益增強之香港政治認同進行理論化的產物。換言之，他們是根植於廣泛民眾意識之中的新興民族主義論述。

作為組織性運動，香港民族主義還在初期發展階段。香港城邦論已經出現組織性運動的形式，也就是是陳雲主導的香港城邦自治運動（註3）。香港民族自決論的組織型態則似乎還在醞釀階段，但我們可以預期應該會以學院知識青年為其主要基礎（註4）。十九世紀以來各新興民族的民族主義運動大多由青年學生發起，如十九世紀的青年義大利運動、青年愛爾蘭運動，以及二十世紀前半的《台灣青年》運動等。

當代的香港民族自決運動與此一歷史現象合致，或可稱之為某種「青年香港」（Young Hong Kong）運動。整體而言，作為組織性運動的香港民族主義目前活動似乎仍以宣揚理念為主，尚未形成政黨，或者與既有政黨合流，以蘇格蘭民族黨（SNP）、魁北克黨（Parti Quebecois）和台灣的民進黨（DPP）的「議會民族主義」（parliamentary nationalism）型態參與選舉政治。

2.
很明顯地，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是一個有社會基礎、植基於民眾情感，有論述，並且正在組織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和過往兩百年來世界史上所有民族主義運動（包括中國民族主義）一樣，香港民族主義並非憑空出現，也不是任何野心家所能煽動泡製；它是一個宏觀的歷史社會學現象（macro-historical-sociological phenomenon），其興起背後同時有長期的歷史結構性因素，與短期的政策與政治因素。它的歷史或許不如中國民族主義長久，然而作為一種社會學意義的社會事實（le fait social），兩者一樣真實，不分軒輊。此處讓我們嘗試從短期與長期角度，對於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提出一個初步的解釋。

3.
毫無疑問，促成當代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短期因素（或者近因），就是1997年香港併入中國以來，來自新宗主國對香港日益緊縮之控制。如果借用政治學家Paul Brass在《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1991）一書的理論模型來觀察，97之後的中港關係，其實正是中央集權國家（centralizing state）試圖將國家權力伸入新領有之邊陲領土（periphery），結果對邊陲人民既有認同與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情境。

Brass主張，這種來自核心的威脅，就是導致邊陲產生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的典型情境之一。換言之，當代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可以被理解為香港住民對於新宗主國試圖多方控制香港的一種反彈。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的主權交接儀式｜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97之後北京雖在表面上遵循「一國兩制」政策方向，然而在實質上卻從未停止嘗試對香港進行整合與控制，因為北京顯然非常明白「一國兩制」內含的曖昧空間可能被港人反向操作，用以追求更大自主。

從一開始，北京和香港對於「一國兩制」的理解就是同床異夢、各取所需。前者追求「一國」，也就是單一國家（unitary state）的終極實現，「兩制」只能也必須是朝向「一國」目標的短暫過渡狀態，因此必須嚴密監控。後者追求「兩制」的永久化，也就是分權與自主，「一國」只是聯邦或邦聯式的屋頂。而這個分歧的根源，不只來自當代中國國家內在的強烈中央集權傾向（built-in centralizing tendency），也在於北京對香港主體性的歷史形成欠缺深刻的同情理解。

「一國兩制」的政治承諾與基本法確實為新宗主國國家權力的入侵設下一定限制，然而強大的北京仍然得以運用多重手段對邊陲進行控制。

政治上，最重要的莫過於一再阻撓港人實現普選，防止香港住民在「兩制」實施期間進一步成為一個真正有能力形成政治上集體意志的自治共同體（self-governing community）。其次則是創造在地的統治代理人集團，或者殖民協力者（collaborators），作為間接統治的工具。

在社會面，則試圖透過種種鼓勵內地人移居香港的政策措施達成實質上的「移民實邊」目的，逐步內地化香港人口。從比較殖民史角度而言，這是殖民主義者在移住型殖民地（settlement colony）常用的古典控制策略，例如中國領有的新疆、西藏，以及法屬阿爾及利亞。不只如此，新宗主國還計畫以區域發展之名，試圖將香港整合吸收到珠江三角洲之內，同時造成中、港人口計畫性相互移動、混合（planned mutual relocation and mixing of populations），使其徹底喪失經濟與人文地理上的獨特性（註5）。

經濟上，則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名收編香港壟斷資本階級，激化階級對立，並且創造香港對中國內地之經濟依賴結構。最後，則是透過同化主義式的意識形態控制征服香港人的靈魂。近年香港新聞自由的日益緊縮，以及國民教育科的實施計畫，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在所謂「一國兩制」的保護傘下，香港在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自主性，卻竟然持續遭受侵蝕，背後當然就就是北京國家權力的積極滲透。

整體而言，北京對香港實質上採取的是一種漸進但全面同化、吸收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終極目標是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然而這是一種本質上極富侵略性的國家與民族建構工程（state- and nation-building），必然對香港本土原有的資源分配、社會體制、價值觀與文化認同造成嚴重衝擊，並且導致本土社會的抵抗與反擊。

從2003年SARS危機以來逐步浮上檯面的香港人與內地人的族群衝突，各種本土主義論述的抬頭，乃至最終香港民族主義的興起，其實就是香港本土社會對入侵的北京國家權力所帶來的威脅——尤其是香港共同體的解體危機——的反彈、抵抗與自我防衛。誠如Brass所預測的，中央集權的國家對邊陲的侵入，威脅了邊陲的利益與認同，因而導致了邊陲的族群與民族主義動員。